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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伟民

转自：地缘与文明（ID：GC-History）

内容提要：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后，在建构新型革命政权的同时，重组在革命中解体的俄罗斯帝国版图，在帝国废墟上建构了一种特殊的联邦制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其间，列宁代表的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目标与斯大林代表的国家主义的“帝国治理”目标形成张力，双方围绕国家体制方案(斯大林提出的各民族地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化”方案与列宁主张的各民族共和国联盟方案)展开争论，表现了政治策略上的对立。斯大林坚持重建大俄罗斯国家的目标，认为用帝国式的统治将已经获得独立的各民族共和国的主权收回乃是维持和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必由之路。列宁则试图坚持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立场，将苏维埃俄国视为创建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联盟的出发点。他在联邦国家的建构问题上，既认同于中央集权制，又希望避免俄罗斯帝国的复活，力图形成一种符合世界革命目标的各民族国家平等联合的新格局。因此，他特别注意在联盟的建立过程中抑制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在“格鲁吉亚事件”上特意维护被压制的少数民族权益，以维持两者间的平衡。但是，中央集权制下的超国家联合体按其自身的运转规律几乎不可能走出帝国政治的怪圈。在苏联的筹建过程中，尽管列宁的方案被接受，但最终成为现实的仍然是斯大林代表的国家主义取向，即建构了一个与俄罗斯帝国具有同构性而在形式上没有俄罗斯民族国家标记的特殊联邦制国家。由于苏联国家体制存在形式与实质的内在矛盾，它只能依靠党中央集权(直至领袖个人集权)的强制力量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一旦这种集权力量松动，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就可以利用联邦制形式赋予的宪法权利获得独立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建立之初就埋下了日后解体的种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年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开始了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进程。这种探索性实践，首先表现在政权建设领域，同时也表现在国家体制的建构上。布尔什维克政权虽然开创了一种新型的革命国家形态，但在国家版图上则是继承了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因此，苏维埃俄国国家体制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对革命中解体的沙俄帝国进行重组。其间，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目标与国家主义的“帝国治理”目标形成张力，并在两种目标的冲突和调适中完成了形式上的苏维埃国家联盟、实质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体制建构，塑造了一种特殊的联邦制国家形态。一、革命中解体的帝国以沙皇专制制度为内在政治结构的俄罗斯帝国源起于13世纪形成的莫斯科公国。16世纪中叶，俄罗斯统一国家和沙皇制度确立时，其领土面积约为万平方公里(北起白海，南至奧卡河，西抵第聂伯河上游，东达乌拉尔山支脉)，此后经由几个世纪的周边殖民征服，逐步扩张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殖民大帝国。到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面积已达2万平方公里(北起北冰洋海域，南至土库曼与阿富汗交界处，西抵德国边界，东达白令海峡)。在这个过程中，开拓型殖民与侵略性殖民交织在一起，民族国家与殖民地的界线混淆不清，由此造成了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特别复杂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也构成了沙俄帝国体制上的双重特性——专制王朝与殖民帝国的两位一体。为了控制由本土直接延伸的周边殖民地，需要高度的中央集权，而这种国家体制上的需要又强化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使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迟迟难以克服日趋腐朽的政治障碍，近代以来的历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最后，由经济力量推动的社会转型不得不借助于战争和革命的暴力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因沙皇专制统治的崩溃而引起的中央权力的失落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帝国的解体和原来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各非俄民族地区的自决、分离乃至独立。这种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的联动效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年俄国革命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俄罗斯帝国的解体首先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军事失利而触发。当时，俄国西部大片土地沦于德军之手，在这些地区，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非俄民族最早利用这一形势，开始酝酿建立或恢复独立的民族国家。随即，这股民族自决浪潮迅速蔓延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和中亚，各非俄民族地区纷纷建立本民族的自治机构。当时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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