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基希讷乌 >> 基希讷乌机票 >> 在大国政治夹缝之中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
作者=葛汉文
来源=《国际政治》
从字面上理解，乌克兰意为“边陲之地”。这一名称形象地反映出乌克兰民族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诸多苦难。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的领土处于分裂状态，分别为不同的帝国所占据。在政治形态上则表现为是这个或那个帝国的边陲地带：17至18世纪，乌克兰处于俄罗斯帝国、波兰—立陶宛邦联(Polish-LithuanianCommonwealth)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19世纪时，沙俄帝国和奥匈帝国占据着乌克兰的领土；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短暂时期里，乌克兰处于原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领土赢得了一小段时间的独立，但稍后不久即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而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领土则被归并于新独立不久的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乌克兰领土的回归，作为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至少在名义上实现了领土的统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以年宣布独立为标志，乌克兰领土部分或全部隶属于异族统治的历史终于宣告结束。
作为一个虽具久远民族文化传承，但在历史上却几乎从未真正独立过的国家，刚刚独立的乌克兰在国内治理与对外政策实践方面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与冷战后部分学者对乌克兰地缘政治作用的极高期望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独立以来的20余年时间里，乌克兰存在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国内外问题丝毫未见缓解的迹象：政治争斗不休，经济发展乏力，社会转型进程艰难，地区离心倾向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明确一贯的外交政策，乌克兰不得不在外部大国的压力下左右徘徊，在一些事关本国利益的重大国际事务中进退失据。面对这一异常困难的国内外局势，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很多乌克兰学者在回顾乌民族发展历程、反思乌民族文化传统、审视乌地缘政治形态的基础上，开始重塑乌民众对于自身及所处世界的理解与想象。他们希望以此作为乌国内治理与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从而为乌克兰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襄助。这些学者的探索与思考，反映出冷战结束后乌克兰国内社会意识的巨大转型，同时也反映出乌民众在认识判断自身政治—文化—地理身份上的深刻分歧，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地缘政治话语模式，对当今乌克兰内外政策发挥着日渐显著的影响。
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的思想渊源
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乌克兰学者的相关论述。在致力于唤醒乌克兰民族精神、争取乌克兰民族解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乌克兰实现民族独立的短暂时期里，以米哈伊洛·赫鲁什维斯基(MykhailoHrushevsky)、斯捷潘·鲁德涅斯基(StepanRudnitsky)、尤里·利帕(YuriLypa)和米哈伊洛·德拉霍曼诺夫(MykhailoDrahomanov)等人为代表，部分乌克兰学者企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发掘乌民族精神与其领土空间的紧密联系，分析和反思长期被异族(特别是俄罗斯帝国)统治的根源，从而为乌克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民族国家构建以及未来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战略指导。
这部分学者
在充分肯定乌克兰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的基础上，这些学者也明确意识到乌在自然地理上存在的巨大缺陷。乌克兰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鲁德涅斯基不无遗憾地看到，与其他许多早已独立的民族和国家相比，乌克兰在北部、东南部和东部均没有可靠的自然边界：除了其南部濒临的黑海及其向西一度曾经达到的喀尔巴阡山脉之外，乌克兰领土周边明显缺少一些由高山或河流构成的自然疆界。正是由于缺乏地理屏障的保护，导致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的政治边界一直不稳定，其领土也并不完整”。这正是乌民族在历史上极难保持民族的自由独立、相反却不断遭受异族入侵和异族统治的重要原因。④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期时，乌克兰著名诗人叶甫根尼·格瑞比昂卡(YevhenHrebinka)就曾特别鲜明地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如果有人能够围绕乌克兰设下由海洋和高山组成的封锁线的话，乌克兰就可能赢得独立；但现在她就像一棵路边的柳树，不断地被所有经过的人所践踏。”
这些学者特别重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地缘政治形态的塑造与影响。尤里·利帕就指出，由于乌克兰相对不利的地理条件，自中世纪以来，俄罗斯人便逐步占据了乌克兰的大片领土，但俄罗斯帝国的种种倒行逆施、特别是它一直在乌克兰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推行的严厉的同化政策，使其从来未能真正拥有乌克兰。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俄罗斯人不是主要种族的地区(如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中亚等)，而且甚至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这些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俄罗斯近代以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俄帝国的中央权威与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之间越来越残酷的斗争的过程”。但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俄罗斯庞大的幅员早已证明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实践上的无效，但这个持续不断的斗争却一直未曾中断，并且每次都以付出越来越多生命为代价。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俄罗斯工业中心和通讯线路的地理特点、加上俄罗斯帝国政府的治理不善，使得俄帝国分崩离析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分裂已经是俄罗斯帝国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只是一个何时和怎样发生、以多少生命为代价的问题。”
这些学者同时警告，永远不要低估俄罗斯在乌克兰维持统治的决心，也不要低估乌克兰从俄罗斯统治下赢得和维持独立或自治的巨大难度。鲁德涅斯基就指出，那种指望俄罗斯实现了民主化后便会赞同乌克兰独立的想法无疑是极端幼稚的：“鉴于乌克兰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即使是一个已经实现了革新和民主的俄罗斯，它也必将继续推行沙皇俄国在乌克兰的压迫和同化政策，这就是乌克兰人民必须尽最大努力永远不要再次落入莫斯科奴役的原因。”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学者大多将乌克兰摆脱俄帝国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放在不得不争取来自外国的可能的帮助上。为此，他们特别注意探讨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在乌克兰民族精神塑造过程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他们看来，主要由于乌克兰在东西方贸易中关键的地理位置，乌克兰民族精神与外来文化一向有着紧密的关系：希腊文化、拜占庭文化、特别是中世纪晚期以后的西欧文化，都对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⑧尽管第聂伯河东岸乌克兰与俄罗斯于年的合并严重损害了乌克兰与西欧的传统关系，但西方文化对乌克兰在思想和宗教上的影响却从未中断：“乌克兰民族、乌克兰人民的精神，依然向往着西方。”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中，乌克兰人民、特别是第聂伯河西岸人民与西方文化的紧密关系，将有望赢得西方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为乌克兰摆脱“野蛮文明”数百年的统治和压迫提供帮助。而如果乌克兰能够充满技巧地推动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甚至独立的话，乌克兰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国际事务中得益的可能性极大。
这些学者深为感慨地指出，国际关系的逻辑早已证明了地理状况对于一个国家历史命运的重大影响。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和前途也注定要由乌克兰人聚居区域的地理人文性质所决定。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以及在20世纪初乌克兰取得民族独立的短暂时期里，“乌克兰的政治家不仅没能很好地理解乌克兰领土的位置、形态及其作用，甚至也没有一种对乌克兰领土自然地理状态的确切认识。他们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利用乌克兰在欧洲东南部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地位为乌克兰服务”⑩。在他们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乌克兰政治家们对于乌地理形态认识的严重不足，已经对乌克兰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构成了致命的损害，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所数度证实。
分裂国家的地缘政治
以年8月乌克兰政府发表国家独立宣言、正式脱离苏联为标志，乌克兰结束了年和俄罗斯结盟、并事实上接受后者统治的历史，首度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独立。在此情势下，如何巩固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进而寻求未来发展，已经成为摆在乌学者和政治精英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对乌克兰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及其与乌当前领土边界现状的关系的研究，也因此而成为乌当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
面对独立之初乌克兰国内普遍洋溢着的乐观氛围，乌当代学者列昂尼德·什克利亚尔(LeonidShklyar)冷静地评论道：虽然乌克兰在20世纪临近结束之时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但由于乌克兰长期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缺乏较为成熟的独立民族观念，乌民众和政治精英对于乌克兰民族世代生存繁衍的土地家园及其地缘政治意义显然都不甚了解，对于乌的领土构成和政治—文化—地理状态同样知之不详。学者伊戈尔·赫列斯廷(IgorKhrestin)也同样认为，尽管自19世纪末期以来，以赫鲁什维斯基为代表的部分乌克兰学者就致力于鼓吹传播乌克兰民族与其历史家园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长期以来乌克兰民众对于自身民族发展的认识依然极为欠缺，对于自己的领土边界也缺乏明确的概念。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当今乌克兰很大一部分民众和族群对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缺乏清楚认识，妨碍了在其领土边界范围内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政治认同。对乌克兰国家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损害。
这些学者格外担忧地看到，乌克兰在实现独立之后，其所继承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远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地理—文化实体，而仅是一幅由乌克兰人、俄罗斯裔、犹太人、白俄罗斯裔、波兰裔、鞑靼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定居地拼接而成的五彩斑斓的地图。他们不无沮丧地发现，在独立以来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乌国内各族群聚集地之间在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认同上存在的巨大裂痕并没有消融的迹象，反而益发扩大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乌克兰独立17年后的年，仍有12.5％的乌克兰公民并没有将乌克兰视为祖国，同时有31.5％的人并不以自己的乌克兰公民身份为荣。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域，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地区，这一比例更高。面对这一局面，乌学者维克托·斯捷潘尼科(VictorStepanenko)指出，尽管在年的全民公决中有超过90％的乌克兰公民投票赞成独立，但现在看来，这一结果的出现显然更多的是出自社会和经济考虑，而不是争取乌克兰民族独立观念的胜利。
部分乌克兰学者指出，独立后的乌克兰之所以没有能够建构起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其根源在于不同地区的民众在身份认同上的巨大分歧。乌学者维亚切斯拉夫·尼库林(VyacheslavNikulin)借助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现象。尼库林指出，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断层线一直贯穿着乌克兰领土，独立后的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在历史上，乌克兰西部几度归属波兰—立陶宛或奥匈帝国，生活在这里的绝大部分西乌克兰人是东仪天主教信徒，讲乌克兰语，具有较强烈的乌克兰民族观念。而东乌克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讲俄语，格外
在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看来，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独立后乌克兰不同地区的民众在政治—地理—文化身份上的观念冲突仍在继续，甚至不断激化。乌学者在这方面的忧虑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自独立以来，乌克兰东西地区在历史、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一直以政治斗争的形式集中显现，乌国内各地区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分界线大致上与政治上的分界线相重合。早在年的总统选举中，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Kravchuk)获得了西部13个州的多数选票，而其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Kuchma)则在东部各州获得了支持。在年的选举当中，乌克兰中西部民众大多支持橙色革命的主要领导者、著名亲西方政治家尤莉娅·季莫申科(YuliaTimoshenko)，而东部选民则支持来自东部顿涅茨克州的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Yanukovich)。而上述这些政治人物在国内治理、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等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也基本反映出乌克兰东西部地区民众在上述问题上政策态度的尖锐对立和互不妥协。正是在这种政治对立长期未有丝毫缓解、地区离心倾向显著增强的局面下，很多乌克兰民众开始对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一些国际观察家甚至也在暗示，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赢得独立仅仅20年的乌克兰，“很快就会分裂为两个国家”。
出于以上原因，在独立后的乌克兰，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过程仍远远未能完成，如何融合乌克兰国内各族群及其聚居地之间在政治—文化—心理上的深刻裂痕，构筑一个具有足够包容性、兼顾国内各族群历史文化考量的“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imagination)，依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虽然目前绝大多数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都对该问题的严重性具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在相关领域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案例分析，得出了一些较具解释力的结论，但总体上，他们论说的描述性内容多于规范性概念，其中的悲观论调也远远多过提出一些较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意义的政策主张。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精神格调和政策主张的实用性上，冷战后乌克兰学者对于乌国内地缘政治的考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着力争取民族解放、鼓吹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学者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融入欧洲：指向西方的地缘政治选择
乌克兰国内地缘政治在地区规模上的严重分裂，直接影响到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想象在乌国内社会的形成。其结果使得不同地区的乌克兰民众、政治家和学者在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地缘政治倾向，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对乌克兰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也成为乌对外政策长期以来在不同的战略方向上摇摆不定的要因。这一点，诚如当代地缘政治学者保罗·丹尼拉(PaulDAnieri)所言，“乌克兰的国家认同依然没有塑造成形，分歧严重，而对外政策就是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领域”。
对于乌克兰中西部民众和学者而言，他们对于加入欧盟进而融入欧洲的热情是毋庸置疑的。早在年，便有学者在首都基辅著名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都是欧洲人》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阿兰·贝桑松(AlainBesancon)的话：“从历史上看，16、17世纪时存在三个欧洲：第一个是较为富裕的欧洲，它从马德里经伦敦、巴黎、罗马、柏林延伸到维也纳；第二个是较为贫困的欧洲，它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瑞典和匈牙利也是这个欧洲的一部分；第三个欧洲是俄罗斯帝国，它更为贫困，在地理上更为偏僻，在文明发展程度上则更为野蛮。”此文章发表后，其极强的话语影响力立刻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很多乌民众都将此作为乌克兰属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历史证据。
冷战后很多乌克兰学者还着力探寻乌在历史上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波兰的紧密联系，借此强调乌克兰具有欧洲属性。赫鲁什维斯基早就指出，西欧文化对乌克兰所发挥的巨大影响，“最早在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KingdomofGaliciaVolhynia)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并在波兰统治乌克兰的时期里得到了加强。……正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经由波兰对乌克兰的统治，深刻地渗入到了乌克兰的民族精神当中”。与赫鲁什维斯基的观点一脉相承，很多当代乌克兰学者都将波兰—立陶宛邦联统治乌克兰的历史，视为波兰等欧洲国家的文化对乌克兰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打上深刻烙印的过程，认为早自那个时候开始，“乌克兰归属欧洲的观念就被一代又一代乌克兰人传承和牢记”。这部分学者还特别强调乌克兰在地理上具有的无可辩驳的欧洲特性。他们频繁引用年维也纳地理学会关于欧洲地理中心的有关决议，该决议确认欧洲的中心位于西乌克兰境内。这些学者争论道，既然土耳其、摩洛哥等在地理上明显不属于欧洲的国家都在力争加入欧盟，在地理归属上毫无任何争议的乌克兰，重回“欧洲大家庭”就更具有不容置疑的现实理由。
部分归因于上述思想的推动，独立后的乌克兰积极谋求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并将寻求加入欧盟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年，乌克兰成为第一个与欧盟签署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的独联体成员国。两年后，时任总统库奇马即宣布，将加入欧盟、取得欧盟成员国资格作为乌克兰的“既定选择和战略目标”。年，乌正式提出《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战略》，提出在法律、经济、国家安全、政治民主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合作。进入21世纪后，主要得到一些欧盟新成员国，如波兰、立陶宛和捷克这些在历史上与乌克兰有着广泛联系的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在年橙色革命后上台的维克多·尤先科(ViktorYushchenko)总统的全力推动下，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明显加快：乌与欧盟签订了“欧盟—乌克兰行动计划”，希望尽快满足欧盟提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争取在年前加入欧盟。年，普遍被认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总统就职不到一周，就访问了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表示欧洲依然是乌克兰外交的优先方向，乌克兰将继续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以期达到欧盟的标准。经大力推动，年乌克兰与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入盟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与早期主要受到中西部地区民众大力支持不同，加入欧盟现已得到乌克兰多数政治精英和民众的赞同，取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已经成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尽管如此，乌克兰在国内政治民主化程度、国内社会转型进程、经济市场化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人权保障程度等方面仍饱受欧盟各国指责，乌克兰似乎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欧盟提出的近乎苛刻的政治经济改革标准，乌入盟进程也因此而屡受挫折。特别是近年来，围绕乌克兰反对派领袖和前总理季莫申科被控告及最后被判入狱一事，严重恶化了乌克兰与欧盟各成员国(如德国、捷克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都借此抵制出席在基辅举行的年欧洲杯决赛及最后的闭幕式。在乌国内普遍的失望氛围中，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回应说，“这些举动把我们从欧洲推开。……如果欧洲不把我们视为欧洲的一部分，我们就在乌克兰重建一个欧洲”。
与此同时，乌克兰长期以来力争尽快加入欧盟的政策，在乌国内也并非毫无争议。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39.7％的乌克兰民众支持立即加入欧盟，而反对者占22.5％，另有38％的人没有明确态度。特别是，在那些居住在乌克兰东部的不少民众和部分政治精英看来，那种要求加速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尽快满足欧盟标准从而加入欧盟的政策，完全是西方诡计的产物。从宏观上讲，此举的目的在于通过将乌克兰推向西方国家，彻底割断乌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使两个兄弟民族相互对立敌视；从微观上讲，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自由市场旗号下，利用比较优势扼杀乌克兰东部重工业，彻底解除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对西方强国的潜在威胁，从而将乌克兰完全纳入其主导之下的政治经济秩序的骗局。一些更为激进的民众，甚至将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建国都视为西方邪恶阴谋的一部分，是“加利西亚分离主义阴谋”的当代延续。
在对待另一大西方国际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上，大多数乌克兰学者和政治家更是持谨慎立场。尽管近年来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有所发展，北约—乌克兰协商委员会得以成立，乌克兰也已成为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国，但甚至是那些对俄罗斯怀有最大敌意的政治家和学者，都认识到将乌克兰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北约身上是不大现实的。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上半叶乌克兰争取民族解放之时，乌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利平斯基(VyacheslavLypynsky)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鉴于乌广袤的领土、不小的人口基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工业潜力，乌克兰在欧洲东南部具有无与伦比的、足以颠覆欧洲权势平衡的战略价值，因此“在欧洲没有人想要一个强大的乌克兰国家。相反，许多欧洲强国实际上是对一个没有、或者是尽可能弱小的乌克兰的欧洲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将恢复民族传统、实现独立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接受外来帮助上的原因。……外部强国充其量只会帮助乌克兰成为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
出于同样的思路，尽管北约被普遍视为一个具有庞大军事力量和在欧洲有强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但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对加入北约是否能够维护乌克兰的国家安全、特别是对此举必将引发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表示担忧。与此同时，他们对北约在应对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时的表现也表示忧虑，唯恐成为北约成员国后会招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例如，来自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乌社会党领导人亚历山大·莫罗兹(AlexanderMoroz)就指出，乌克兰不应加入任何军事同盟，而北约东扩也完全是个错误。在新的安全挑战面前，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结构以确保欧洲的安全。而另一些激进的学者更认为，北约是一个强有力的、野心勃勃的政治集团，是一个反俄的军事联盟，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引起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如本国国防工业面临垮台、国防费用陡然剧增、先进国防技术和技术人员大量流失以及军工贸易严重损失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会进一步增加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并对乌俄关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30)相关的民意调查也显示，有43.6％的乌克兰民众认为乌不应加入北约，赞同者仅为19.2％，另38％的人没有明确态度。在此问题上，乌国内地区差异同样有所体现，克里米亚等东乌克兰地区的被调查者大多将北约视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的武装军事集团”；而过半数的中西部乌克兰被调查者一般都对北约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将其视为一个具有防御性质的西方国家联盟体系，而加入北约还可能意味着对乌融入欧洲政策有所助益。
俄罗斯：地缘政治机遇还是地缘政治难题？
作为乌克兰民族发展历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俄罗斯在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话语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与俄罗斯结盟、并在事实上接受后者统治的历史之后，对乌俄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的描述或预测，是冷战后乌克兰学者特别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
在当今乌克兰，即使是最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并不否认乌克兰维持与俄罗斯联邦关系的必要性。冷战结束至今，绝大多数乌学者存在着这样的共识，即：乌克兰在经济发展上不能失去俄罗斯的帮助，特别是在能源供应方面它不能不高度依赖俄罗斯。这些学者还警告说，与俄罗斯反目成仇，极有可能造成俄罗斯族占多数的乌东部和南部地区从乌克兰国家分裂出去。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乌著名的民族主义组织“讲乌克兰语者联盟”的领导人沃洛德米尔·比利斯科伊(VolodymirBiletskiy)年在乌克兰东部最主要的俄罗斯族聚居区顿涅茨克说，尽管在历史上俄罗斯给乌克兰带来了许多痛苦的回忆，尽管乌克兰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中欧国家”，但他仍然希望乌克兰与俄罗斯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并打消俄罗斯对乌克兰外交政策的疑虑，“应当将乌克兰之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作用，视为加拿大之于美国一样”。
而乌克兰东部的学者和民众，更是格外重视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紧密联系。这部分具有明显的亲俄地缘政治倾向的学者和民众，大多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兄弟国家、战略伙伴和乌克兰最亲密的邻国。这部分学者尤其反对橙色革命后上台的亲西方政府对乌俄关系的“破坏性政策”，认为这引发了乌俄关系的紧张和地区危机的出现，严重损害了乌国家利益。他们大多支持乌克兰在国际事务中持中立立场，不加入任何军事政治集团，并认为唯有这种状态最能保障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这些学者并不完全反对乌克兰与北约进行可能的合作，但他们主张这种合作必须取决于乌克兰自身的国家利益，且不能损害乌克兰与其邻国、特别是俄罗斯的关系。在对乌克兰国家发展的未来规划方面，这些学者大多支持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的互利关系，在能源、经贸、技术等方面加强彼此合作。这些学者当中最极端的人士甚至坦言，他们的最终目标在于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欧亚联盟，乌克兰应与俄罗斯等国家一道团结起来，排除美国和北约在欧亚大陆上日益扩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
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乌克兰历届政府大都高度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在经历了独立初期因债务问题所引发的不快后，乌俄关系于年重新步上正轨并逐渐升温。尽管年橙色革命的爆发和亲西方政治人物的上台，使乌俄关系出现严重的动荡，但年大选亲俄人士重新掌握权力后，乌俄关系日益改善。乌现总统亚努科维奇就称，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和信仰，乌克兰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恢复和保持与俄联邦的平等和友好关系，俄罗斯是乌克兰主要的邻居和战略伙伴。“毫无疑问，俄罗斯现在是、也一直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他还在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保证俄语在乌的地位、延长俄黑海舰队驻乌基地租期以及两国在能源、航空航天、经济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作出了相应的承诺。
但正如融入西方政策会引发乌克兰东部民众的反感一样，加强与俄罗斯关系的政策建议实际上也一直引起乌克兰中西部具有较为强烈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民众、学者和政治家们的疑虑。如上文所述，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乌克兰部分学者便开始致力于描述乌克兰在乌俄结盟后所蒙受的不公正对待，分析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民族性格、地理特点、生活方式和政治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力图以此作为乌克兰要求改善自身待遇、甚至摆脱俄罗斯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的理论依据。自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国家独立以后，那些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观念和致力于巩固国家主权独立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一直“敏感而恐惧”地
作为世界岛中枢的乌克兰
乌克兰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地位之重要，向来得到诸多地缘政治研究大家的充分肯定。“地缘政治”一词的发明者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Kjellén)、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J.Mackinder)等，在其著述中均提到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和欧洲局势的重要影响。一战前后德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Naumann)，也曾着重指出过乌克兰在他所筹划的所谓“中欧”(Mitteleuropa)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当代著名战略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更是高度
尽管身具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但乌克兰在其独立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自身战略作用发挥的效应仍是十分可疑的。独立以来的乌克兰长期受困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地区差异等问题，国家政治认同的塑造仍然远远谈不上成功。国内不同地区的民众和学者各具迥然不同的地缘政治想象和指向完全相反的话语倾向。绝大多数政治精英也正是以此为依据进行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践，以迎合不同地区普通民众的集体心态或心理预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独立以来乌克兰的国内治理和对外行为长期摇摆不定。随着掌权政治势力的不同，可能显现出截然相反的政策主张。从这一点看，普通乌克兰人的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想象，直接影响着乌克兰政策规划、外交实践等“高级政治”问题的萌生和定型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集中体现出冷战后乌国内社会政治势力、学术精英、社会机构和普通大众在反映、理解和传播地理知识上复杂且微妙的互动反馈过程。
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对国内地缘政治问题的敏感
然而也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思想尽管在国内地缘政治的“区域性分裂”等问题上存在共识，并对该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分析，但却鲜有提出一些足以妥善解决或成功弥合国内各地区族群在历史文化心理上的巨大裂痕的政策主张。相反，这些来自国内不同地区的学者和政治精英，在分析谋划乌克兰应有的地缘战略和对外政策时，有很多是从自身的思想立场出发，有意无意地迎合乌部分民众的心理，所得出的结论也很难称得上中立和客观。这一点集中印证了很多秉持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学者的观点——在地缘政治研究当中，“并没有纯洁的、无意向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的研究者存在，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知识或绝对的信息，人的所有认知都是人基于其预设的观念对世界的一种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政治研究者也不是超然于国家、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立场之上独立存在的，其理论反映必然受到研究者预设的存在论、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强烈影响，无法做到真正客观和严格意义上的价值中立。这一点在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研究中得到了尤为鲜明的体现。
可能也正是在此类地缘政治话语的引导下，当代乌克兰国内社会对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思考存在很多问题。有学者评论道：“乌克兰人曾长期渴望独立，但并没有意识到独立所带来的后果。”当前不少乌克兰人虽然已经完全认识到乌国内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难题，却似乎并不急于寻求更好的方式和措施加强国内治理，解决自身问题。“他们好像过于注意莫斯科、华沙或布鲁塞尔而不是基辅，最关心的是如何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进行选择”。但格外令乌克兰民众矛盾的是，他们目前并不清楚欧盟和俄罗斯谁更需要乌克兰：欧盟由于金融危机正处于极度虚弱当中，乌距欧盟提出的政治经济标准还相差甚远，其加入欧盟的目标短期内不会实现；而俄罗斯似乎也仅仅希望乌克兰不被敌对势力控制，使其不成为自己的一个威胁，但却不愿为其承担更多的安全和经济责任。
尽管在乌克兰国内目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乌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但乌克兰凭借其面积位居欧洲第二的领土幅员、价值突出的战略位置、相对丰厚的自然资源，加上已自成体系的工业实力，历史上对地区地缘政治所发挥的重要影响，未来其依然将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这一点，或许正如乌当代学者奥历克山大·萨尔托夫斯基(OleksandrSaltovsky)所预计的那样，“乌克兰土地不是被上帝遗弃的地区。它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贸易机会，曾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当今世界，乌克兰的重要地位还会继续增长”。而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他们对当代乌克兰国内地缘政治的精细描绘，也必将对乌摆脱当前国内困境、巩固民族国家、进而展现民族抱负提供难得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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