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小民族的历史一直在为其他更强、更大的民族的历史作注脚。要把握犹太史，理想的做法是展现整个犹太史的舞台，它包括从伊朗到地中海的亚洲地区、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北美。这众多地区和文化中的更替与变化塑造着犹太史，也成就了犹太人。
民族神话对于塑造民族身份极为重要，世界上所有的家族、部落、族群或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话。但这些神话往往相互冲突，不同的人群又将自己的历史奉为正宗，以致与其他人群的友善互动很难开展。
如果不同的人群坚持自己对历史和民族命运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那么他们就无法和谐共存。
犹太人分散在众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一个地区的犹太社群与其他地区的犹太社群经历不同，采取的文化形式也不同。因此，对于大部分犹太史，如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难免显得牵强和混乱。对于某些时期，将较大的犹太社群分开单列，把它们当作平行单位，再按时间顺序讲述它们的故事，叙事线条会显得更加清晰。
有理由认为，犹太人并不共享同一宗教而是共享同一历史，虽说大多数犹太人很可能不会这样明说。
犹太史长剧的第一幕是古以色列人的时代。公元前年左右，古以色列人在地中海东岸当时称作“迦南”的地方建立王国，这个王国持续了多年，毁于公元前年。古以色列人王国的历史并非传说;该王国国王的事迹、作战的情况、若干社会经济状况和大量宗教信息，就保存在《圣经》的几卷历史书中(主要是《列王纪》和《历代志》)。这些历史书中的部分记载可以被考古遗迹和本地区其他民族保留的记录佐证或纠正。
古以色列王国的大部分政治史，反映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竟争史。一旦周围重要的邻国国力虚弱或者自顾不暇，古以色列人的王国(或者说两个王国)就能获得最大的成功;一旦邻国国力强盛或者竟争白热化，古以色列人的王国就能蒙受某个邻国的恩泽，实现适度的繁荣，但它也可能卷入竟争，进退维谷。最终，它还是选错投靠对象，惨遭灭国。
和大多数民族一样，古以色列人为他们的起源创作了一个故事，它部分基于事实，部分基于对各种大事件的师心自用的解读，部分则基于民间传说。
《圣经》以外的记录显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早期，有几波移民迁入美索不达米亚(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相当于今伊拉克和叙利亚东部)和迎南，他们都属于一个半游牧民族，史称西闪米特人或亚摩利人。这些人很可能是定居在迦南北部(大致相当于今叙利亚东部)的亚兰人和定居在迦南南部(大致相当于今以色列)的古以色列人的共同祖先。这些移民在人种上接近迦南上著，并接受了迦南上著的语言和文化。在这些移民中，有些人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主要在中部山区和南部地区的荒漠中活动，饲养牛、绵羊和山羊，偶尔种种地;有时他们跟定居的农耕人口起冲突，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与人交往。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也有这样的边缘民族，史称哈比鲁人或阿毗鲁人。这两个名称不表示族群或氏族，而表示社会阶层，或许就是“希伯来”一词的来源，《圣经》则把“希伯来”这个词和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
《创世记》声称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是美索不达米亚人，他遵从上帝的命令，迁居迎南地。他和儿子以撒居住在迎南，但他的孙子雅各逃荒去了埃及。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成了重臣。他和雅各的其他11个儿子，即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们的后代却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圣经》关于迁居埃及的记叙，能很好反映公元前15世纪阿毗鲁人在埃及的出现。约瑟的飞黄腾达则与第18和第19王朝有非埃及裔朝臣的零星记载相符。
古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过程叫“出埃及记”，记载在《圣经》的同名书卷中。与上文提到的史实对照，出埃及可能发生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发生在此时，也能和上述梅内普塔碑文中提到的公元前年左右迦南地的古以色列人相合。但碑文中的古以色列人和从埃及来迦南地的那些人是同一群人吗?从《圣经》记叙的主体看，他们似乎是同一群人，因为这种记叙假定全体古以色列人都在埃及。不过，《圣经》中另有记叙强烈地暗示，他们逃出埃及进入迦南后，与几支人种上有联系的部落汇合，这些部落并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也没有去过埃及。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正是这些不同人群的联合创造出后来被称为古以色列人的民族。这是今天大部分历史学者接受的说法。
迦南人的飞地遍布四方;部分沿海平原还掌握在源自爱琴海的敌对的侵略者手里，他们被统称为海上民族，其中的非利士人将成为最令古以色列人头疼的势力。很久以后，正是非利士人的名称将与这片上地联系在一起，让它得名“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今天依然为人熟知。
古以色列人的联盟没有正式的中央政府或首都，但各个支派因为一个圣约和一位叫耶和华的共同的神而同气连枝，互相负责。圣约收纳在圣皇即约柜里，后来安放在中部山区的示罗。必要时会召开所有支派的长老会，共同谋划统一行动，但各个支派通常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有时也临时结盟。魅力超凡的领袖不时出现，领导几个支派或者所有支派，讨伐征战。《圣经》管这种领袖叫“士师”，这些豪杰智勇双全，一生的事迹丰富多彩;以纷、底波拉、基甸和参孙是其中最有名的士师。
非利士人占有重大技术优势，懂得制铁，能熟练驾驭战车。在公元前年左右，他们在亚弗的一场大战中获胜，夺得(被带到战场的)约柜，摧毁示罗城，占领大部分地区。作为回应，古以色列人建立君主制，以便协调作战，他们选出扫罗任首位国王。
于是，突出士师之领袖魅力的政府形式被君主制替代，这并非人人所乐见;扫罗能当选，不光是因为得到德高望重的先知撒母耳(他起初反对这种改变)的支持，还要归功于他的人格魅力，这让他的统治看起来像是旧政权的延续。不过他虽然一开始对非利士人的作战卓有成效，但后来就变得反复无常，时不时流露出沮丧和愤怒，还屡有误判。撒母耳转而支持扫罗王摩下的年轻将领大卫，此人和非利士著名英雄歌利亚打仗，获胜后声名远扬。作为战士，大卫受到爱戴，让扫罗相形见细。扫罗妒火中烧，将标枪冲着大卫投去，欲刺杀他，大卫只能逃到非利士人那里避祸。在他们中间，大卫玩起危险的两面派游戏。他冒迦特的非利士王之名，领着自己的民兵一次次假装袭扰犹大支派，但实际上，他却肆意袭击敌视犹大支派的亚玛力人和其他迦南人部落，因而被犹大支派的人当作保护者，赢得口碑。
大约公元前年，古以色列人在耶斯列平原惨败于非利士人。扫罗的三个儿子被杀，扫罗自杀;扫罗幸存的儿子伊施巴力继位，但没能坐稳王位。大卫从犹大支派那里收获回报，他们在希伯仑将他推举为王，这很可能得到非利士人的首肯。软弱的伊施巴力遭谋杀后，大卫轻易获得北部各支派的支持。儿年之内，他又征服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交界处一块重要的迦南人飞地，将其主城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领地，并把约柜(之前己从非利士人手中收回)运到那里。这样，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君主国的首都，这个国家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南方犹大支派和北方被统称为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还有位于中央的连接南北方的圣所。
古以色列人为呈现耶和华而采用的形式，有时和异教徒邻居的拜神形式相似，他们还经常用源自本地异教的术语描述耶和华，但古以色列人的一神教在发展成熟后，就不允许用任何形式呈现耶和华，也不允许在崇拜时使用偶像。耶和华崇拜的主要仪式是动物献祭，以及由世袭的祭司阶层的成员向袍的圣所供奉农产品。这类崇拜遍布古以色列人分布的区域，不过当王权强大时，统治者试图把它限制在耶路撒冷的皇家圣所内。
大卫的登基标志着成熟的以色列君主制正式启动，也标志着古以色列人明确出现在历史上。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统治了(大约)80年，在后世犹太人的想象中，这段时间是犹太史上的黄金时代。大卫将国土向东和东南扩张，打败外约旦的王国亚扪、摩押和以东;在北面，他在现今的叙利亚打败亚兰人新建立的诸国;而在地中海沿岸，他迫使非利士人向他进贡。他控制着从地中海到东部沙漠，以及从西奈沙漠向北直到推罗(坐落在迎南北部地中海海岸线上的排尼基人国家的首都)、向东北直到幼发拉底河的大部分领上。这样，他实际上替非利士人实现了控制这整个地区的野心，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帝国的中心。
所罗门(约公元前一前年在位)继承了安定的王国，他把注意力从战事转向国家的商业发展。他与埃及和推罗结盟，又利用自己身处两片海域之间并且横跨主要商路的地理位置，发展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贸易。他在南部沙漠开采铜矿，与埃及人、基利家人、赫人做马匹和战车生意。由此实现空前的繁荣，城镇扩张、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一种超越地域偏见的文化也登场了。繁荣使所罗门可以大兴上木，包括建造耶路撒冷的大型王宫和圣殿，为此他还特地从推罗请来一名建筑师。繁荣也促进了文学发展，大卫的宫廷历史(《圣经》中《撒母耳记》的核心部分)和以色列起源的故事就形成于这一时期。
然而，对民众来说，所罗门的建筑工程和帝国的行政管理是重负，不但带来复杂的行政系统和沉重的赋税，而且为了国家利益强迫民众服劳役，此举不得人心。鉴于和推罗的贸易出现赤字，所罗门不得不割让北方几座城池。所罗门偏袒自己所在的犹大支派，引起众怒。地方祭司眼见耶路撒冷圣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自己的地位日渐式微，也滋生不满情绪。
所罗门自己没有尝到这些不满的恶果，但他一去世，王国就一分为二。他的儿子罗波安虽然继续掌控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但是北方各支派拒不承认由大卫促成的与犹大支派的联合，另立耶罗波安为王，此人原是所罗门的宫廷大臣。北方王国的首都起初放在示剑，后来迁至得撒，最后定在撒玛利亚。它在儿个短命王朝的统治之下维持了年，直到公元前年被亚述人攻灭。与此同时，犹大依旧由大卫的王朝统治，直到公元前年被巴比伦人攻灭。北方王国名为以色列，这在古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容易造成混乱;因此，在这一时期，所谓的“古以色列人”，通常不是指整个族群，而仅仅指北方王国的居民。
无论犹大还是以色列，都不够强大，守不住大卫和所罗门打下的江山。亚扪、摩押和非利士人的一众城市再次独立，亚兰的领地也失去，大马士革成为重要的竟争势力。犹大和以色列沦为二流国家:犹大经常面临埃及的压力，以色列经常面临大马士革的压力，这两个国家还会通过直接干预邻国以及与邻国政治串通而不断相互施压。
犹大的稳定维持了儿代人，但以色列相对动荡，频频更换统治者，直到公元前年暗利登基。他建立的王朝一直维系到公元前年，并通过与犹大和排尼基人保持和平而恢复了以色列的强国地位。和平由联姻达成:暗利的儿子亚哈迎娶推罗王的女儿耶洗别，暗利的女儿(或孙女)亚他利雅则嫁给犹大王的儿子。(这两位强势的妇女都将在各自的时代呼风唤雨。)由此强大的以色列终于再次征服摩押，而犹大再次控制以东。亚哈还和亚兰一大马士革开战，但后又捐弃前嫌，联合亚兰和其他北方国家一起对付来自亚述的严重得多的威胁。后来，他又和亚兰交战，被杀。他的儿子约兰失去摩押，亚哈王朝从此衰落。
宗教保守派人士，特别是先知以利亚和他的弟子以利沙，强烈反对暗利王朝。这些人反对外来膜拜，以色列和推罗的紧密合作使此类膜拜在以色列流行。耶洗别是他们的眼中钉，因为她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自己的异教信仰，还迫害耶和华的信徒。公元前年，以利沙策划政变，一位名叫耶户的将领控制全国，他把耶洗别扔出窗外，屠戮了整个亚哈家族和耶洗别的推罗膜拜的信奉者。
与此同时，在亚他利雅的影响下，犹大地也经历了类似事件。她在丈夫约兰和儿子相继去世后独掌大权，杀光所有可能反对她的约兰的亲眷，并扶植巴力神的膜拜。但是，亚他利雅没有真正的追随者。大祭司的妻子从亚他利雅的大清洗中救下极袱中的王子;公元前年，他年满7岁，大祭司在圣殿中立他为王，亚他利雅遭处决。
以色列和犹大两国一直比较弱小，直到公元前8世纪80年代，这时亚述势力遭到削弱，而两国都出现能干的国王，遂使国力暂时中兴。两位国王的统治时期儿乎同步，以色列王是耶罗波安二世(公元前一前年在位)，犹大王是鸟西雅(公元前一前年在位);在他们的统治下，两国都有所扩张，领上合起来几乎恢复到所罗门王国时的水平。但在耶罗波安二世去世后不久，亚述在强大的新统治者提革拉毗列色三世领导下卷上重来。亚述人可怕的军事机器决定了北方王国的剩余历史和犹大王国剩余历史的大部分。
提革拉毗列色三世先发动战争，征服巴比伦，再把注意力转向西方。到公元前年，所有位于叙利亚和迎南北部的国家都向他进贡，其中就包括儿近无政府状态的以色列。以色列和大马士革试图向犹大施压，令其加入对抗亚述人的地区性联盟，但被犹大国王约坦和亚哈斯先后拒绝。亚哈斯在位期间，这个联盟的成员国侵袭犹大，想改立一个听话的国王。面对侵略和来自其他地方的攻击，亚哈斯只得向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求助。亚述人的大军横扫这一地区，所向披靡，联盟瞬间上崩瓦解。占领以色列后，提革拉毗列色三世迁走当地部分人口，缩小其领上，还扶植傀儡国王何细亚掌管残山剩水。然而，何细亚拒不纳贡，还向埃及求助。藐视亚述大帝国，无异于自取灭亡。公元前年，亚述王撒鳗以色五世发动进攻，俘获何细亚，占领大部分土地。公元前年，撒珥根二世攻占首都撒玛利亚，北方王国的历史就此终结。
公元前年，巴比伦发生的一场起义给推罗带来机遇，非利士各城市、犹大和其他一些势力组成反亚述联盟，犹大王希西家(公元前一前年在位)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为了防止亚述人报复，希西家加固耶路撒冷的城防，开凿著名的西罗亚水道(至今仍可参观)以保障城市供水。亚述王西拿基立在公元前年进军此地，骇人的屠杀和大规模的外迁接踵而至，希西家不得不割让部分领上并增加贡赋。但西拿基立没有占领耶路撒冷就突然撤离，根据《圣经》的叙述，这是由于他的军队忽然奇迹般地出现大量死亡。尽管如此，犹大仍要继续向亚述人纳贡，直到约西亚王(公元前一前年在位)时期，他在位期间正逢亚述因为巴比伦的崛起而衰落、瓦解。
在约西亚统治时期，犹大王国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己是强弩之末。他收复被亚述人占去的北国以色列的部分领上，还发起一场席卷全国的宗教改革，以清除由亚述人强行推广的外来膜拜。他把献祭仪式严格限制在耶路撒冷举行，以此重申犹大的独立和他的宗教权威。
公元前年，埃及军队穿过耶斯列平原，打算帮助垂死的亚述帝国抵抗巴比伦人。约西亚王试图率军挡住埃及人，预先阻止埃及一亚述联军的胜利，但战死沙场。巴比伦王国这时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只得转而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犹大的新国王约哈斯遭废黜，由约雅敬取代，他向埃及纳贡。
巴比伦王国向西扩张，蚕食埃及领上，犹大王国覆灭的序幕拉开。巴比伦将领尼布甲尼撒(他很快称王)在叙利亚打败埃及人，向南逼近犹大，胁迫约雅敬在公元前一前年间向他称臣。约雅敬试图反抗，转而求助于埃及人。在随后与巴比伦的战争中，他死去，由18岁的儿子约雅斤继位。约雅斤在抵抗尼布甲尼撒三个月之后投降。他和皇室成员、高官以及犹大王国的大量财宝被掳往巴比伦;他的叔叔，即约西亚王之子西底家，被立为傀儡国王。
西底家也想反叛，他显然指望得到埃及的援助。但这些援助远远不够，公元前年，经过长期围攻，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西底家看着儿子们在他眼前被杀，随后被弄瞎双眼带到巴比伦。耶路撒冷遭焚毁，城墙被夷平。许多高级将领被杀，剩下的被掳走，犹大国彻底灭亡。一个名叫基大利的犹大贵族被任命为地方长官，管理这片巴比伦新领地，但犹大官员们很快密谋，将他当作通敌者暗杀。
犹大地的君主制持续了多年，对于一个处在兵家必争之地的小国来说，能维持这么久，己经令人尊敬了。但其子民不允许它被遗忘。他们带着对这个王国的记忆，开始流亡，哪怕身处流散地，依然怀着有朝一日终将恢复旧日荣耀的梦想，砥砺前行。这一理想中的复兴后世称为弥赛亚时代。在巴比伦，流亡者创建多种宗教制度，将他们对王国的记忆和复兴王国的梦想鲜活保存了多个世纪。后来，弥赛亚梦想和一神论原则一起成为犹太教的典型特征。
巴比伦帝国强大而短命。到公元前年，波斯人居鲁士将之征服，继而建立规模空前的大帝国，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在对待被征服者方面，居鲁士比前辈仁慈:他允许臣民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让他们的首领承担政治责任，尊重他们的宗教膜拜。在公元前年，即征服巴比伦后不久，居鲁士下令在新设立的波斯犹地亚省重建犹大地人的社群和膜拜。流亡者获准在约雅斤之子设巴萨王子的带领下返回故上，此人是倒数第二位犹大王。
约雅斤早在公元前年就被流放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帝国崩溃以前，尼布甲尼撒的继任者将他从囹圄中释放，并给予一定优待;在巴比伦，他定然成为来自犹大地的流亡贵族圈的核心人物。随着波斯帝国的崛起，许多在巴比伦的犹大地人也飞黄腾达，这群上层人士中的一些人跻身波斯宫廷权贵。这类人己经没什么动力返回新设立的波斯犹地亚省。
在没有共同的政治框架、共同的语言或民族机构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维持犹太身份?巴比伦犹太社群的领袖用一本书解决了这个问题。犹太宗教传统坚持认为，这本名为《托拉》的书(由《圣经》前五卷组成，“托拉”意为“教导”)是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的，但后来湮没无闻。而此时，巴比伦那些来自犹大地的长老将它重新颁布，并把学习它和遵行其中的律法作为这个民族的主要宗教责任。历史学家对这一过程的描述略有不同。据他们所说，《托拉》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巴比伦那些来自犹大地的长老，利用王国时期的古老文件，编纂出一部正式的民族史，以及法律、习俗和宗教实践的汇编，从而能够以宗教行为为基础重组民族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民族认同转化成一种宗教。这些变化留在犹太身份和犹太宗教上的烙印至今可见。
犹地亚只是耶路撒冷周围一片狭小地带。得到波斯皇帝授权后，设巴萨和另一位犹大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率领返乡的人民，努力在犹地亚重建被毁的圣殿。
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波斯时期剩余的岁月里，犹地亚的历史一片黑暗。我们只知道犹地亚由大祭司和波斯任命的省长共同治理，奉行一种神权政体。
埃及人统治了一个世纪，没有干涉犹太事务，而是让原先犹地亚的神权政体在大祭司和长老会的领导下继续运行。在这个世纪里，埃及犹太社群迅速发展，尤其是新建的亚历山大城很快成为犹太人生活的中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士兵表现突出，延续了以前象岛驻军的军事传统。他们非常希腊化，以致在法律上被当作希腊人，换言之，他们和统治者同属一个社会阶级，而有别于埃及臣民。为了给这些希腊化的埃及犹太人提供便利，《托拉》在这一时期被译成希腊文。到公元前3世纪末，在流散地生活的犹太人可能比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多。
财政吃紧致使塞琉古统治者洗劫臣民的神殿。神殿总是不错的财富来源，里面的祭器和装饰多为贵金属，此外，神殿向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因而常常充当公款甚至私人储蓄的存放地。因此，塞琉古王朝打起犹地亚圣殿的主意，把它当作潜在的财源。
犹地亚有位祭司，叫约书亚或耶孙(当时，上层犹地亚人普遍同时拥有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名字，就像今天许多美国犹太人同时拥有希伯来语和英语名字一样)，他向安条克四世行贿，要求获得大祭司一职，并许诺将犹地亚希腊化。正统的大祭司遂出逃，但仍遭暗杀;他的儿子逃到埃及，在那里的狮城建起一座圣殿，在随后几个世纪，这座圣殿一直是犹太人重要的献祭场所。
耶孙把体育馆引入耶路撒冷。这是典型的希腊设施，里面向异教神抵致敬的各种赛事都需要裸体参加(“体育馆”）一词来自希腊语“裸体”一词)。这些赛事带有宗教色彩，大大冒犯了耶和华信徒。此外，体育馆的裸体规定让奉行割礼的传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不显得上气或落后，许多犹地亚人放弃割礼，有的甚至不惜忍受痛苦的手术以恢复割礼前的原状。这样，引进体育馆成了把耶路撒冷变为希腊城市的第一步。
随后，耶孙的大祭司职位由梅涅劳斯接任。耶孙还只是行贿，梅涅劳斯居然卖掉圣殿中的礼器，还助封为虐，协助安条克四世在公元前年洗劫圣殿，甚至将圣殿外墙上的金叶剥走。至此，民众开始激烈反抗希腊文化的拥护者和塞琉古的统治。为了镇压反抗，安条克四世摧毁部分耶路撒冷，处决一批民众，并把城墙拆除。他在圣殿附近建起一座城堡，名为阿克拉，里面驻扎着塞琉古卫戍部队，此后25年，阿克拉城堡一直是犹地亚人仇视希腊统治的焦点。安条克四世还强制推行希腊化政策。《托拉》一度被波斯皇帝亚达薛西一世定为犹地亚人的法律，如今却被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废除。《托拉》经书被毁，割礼、安息日和犹太节日等典型的犹太宗教制度全面遭禁。异教祭坛遍地皆是，民众还被强迫吃猪肉，以此证明他们服从新法律和新膜拜。公元前年12月，圣殿本身正式改作异教神祠，猪肉被献上祭坛。安条克四世又下令，让民众把他当成神崇拜。帝王崇拜是亚历山大引进的，近东地区希腊统治者治下的异教徒臣民不以为怪，但在信奉一神教的犹地亚人眼中，这简直是疯了，他们很快把安条克四世的尊号“神显”谑称为“疯子”。
安条克的举措标志着犹太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主题——犹太教作为受迫害的宗教这种观念——出现了。
公元前年，安条克的继任者正式废除他的政策，将《托拉》恢复为犹地亚的法律，又任命阿耳基慕为新的大祭司。此举终结了犹地亚拥护希腊文化的派系，犹大的叛乱本该到此为止。但是，犹大反对对阿耳基慕的任命，认为他在安条克实施迫害期间的行为，己构成宗教上的污点。
塞琉古王国日益衰败，和其他臣服于该王朝的小国首脑一样，犹大也转而投靠罗马，罗马元老院批准犹地亚享有政治自由。
公元前年，犹大被杀，他的弟弟约拿单成为家族首领。8年后，塞琉古王国的篡位者任命他为大祭司，以回报他派兵支持这位篡位者对抗底米丢一世。这一任命改变了马卡比家族统治的性质:他们当初发动起义，是为了反抗塞琉古王朝和犹地亚统治阶级的希腊化，然而，约拿单却经由塞琉古王朝的任命而掌权，并像其他希腊化的专制小君主那样行事，即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斗，并在一众塞琉古王位的凯觑者之间斡旋。他的哥哥兼继承人西缅停止向塞琉古王朝进贡，并攻下阿克拉城堡。公元前年，西缅在一次全民集会中宣告成为大祭司，兼任族长，由此创立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7年，史称哈斯摩尼王朝。
法利赛派是另一个不时反对哈斯摩尼王朝的团体。他们似乎源自非祭司阶层，渴望格守仪式的纯洁和宗教的正直，因此有时会和当局起冲突。他们的领导层不像祭司那样负责膜拜，而是精通专门的宗教律法和学问，这类宗教传统是对《托拉》的补充，他们称之为“口传托拉”。他们强调，人人都有义务奉行日益复杂和细碎的宗教实践，而不能仅仅靠祭司阶层代表民众举行的献祭来间接履行民族的宗教责任。到公元前1世纪，他们当中也包括一些祭司和贵族。约翰·许尔堪和亚历山大·雅拿有时会用暴力手段镇压法利赛派，但是雅拿的遗蠕兼继任者撒罗米·亚历山德拉王后(公元前76一前67年在位)似乎受到法利赛派的影响，在她执政期间，他们甚至可能握有相当权力。一些学者认为，今天犹太教的主导形式，即拉比犹太教，就是以法利赛派的教导为核心而最终发展起来的。
从犹大·马卡比时代开始，罗马人成为犹地亚政局的幕后推手;撒罗米去世后，朝纲混乱，罗马人便直接插手。庞培大举进攻整个近东，占领耶路撒冷，将犹地亚变成罗马的属国，剥夺许尔堪二世(公元前63一前40年在位)的国王头衔(但仍然让他当大祭司，所以他名义上仍是犹太人的领袖)，又削减他的领地。公元前37年，罗马人干脆废黜哈斯摩尼王朝，转而立希律(公元前37一前4年在位)为犹地亚王。
希律的统治标志着犹地亚历史一个有趣的转折，因为他连犹地亚人后裔都不是。他的祖先是以上买人，本居住在犹地亚以南的上地上，约翰·许尔堪后来征服和同化了以上买。希律的父亲在哈斯摩尼王朝供职，后被尤利鸟斯·凯撒任命为犹地亚摄政官。希律有外族血统，不能担任大祭司;大多数法利赛派从不承认他是合法统治者，双方关系一直紧张。他渴望赢得臣民的支持，为此摆出尊重犹地亚的文化和宗教的姿态，但实则完全效忠于罗马人的利益，热衷于希腊文化。他能够上位，是因为一批批罗马将军和皇帝都发现，他是冷酷无情的操纵者、才华横溢的外交家和顾全大局的人，这些品质可堪大用。
希律大举扩张，其领地儿乎跟约翰·许尔堪和雅拿时期的领地一样大，还包括许多非犹太人口。他随心所欲地重组国家行政体系，削弱犹太教公会(这是犹地亚的最高审议机构)的权力，限制大祭司的任期，并起用一支只效忠于他个人的外籍雇佣军。
希律和他的王国一起飞黄腾达。他采取措施扩大灌溉、镇压匪盗，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作为统治者，他世故老成、见多识广，把希腊文人和学者迎到犹地亚。他兴建引水渠、剧场和其他公共建筑，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项目改善国家形象。他还营造新城市，在古代撒玛利亚城原址上新建的塞巴思特和地中海边上的凯撒利亚尤其受人瞩目;他建造新要塞，如耶路撒冷的安东尼亚要塞、耶路撒冷南缘的希律堡、建在悬崖上可俯瞰死海的马萨达;他还为自己建起富丽堂皇的宫殿。他最著名的工程是重修圣殿，在大规模拓宽原址的基础上，宏伟的宗教建筑群拔地而起，彻底替代之前己历经四百多年的朴素建筑。这种对民族宗教的敬意，就连希律的低毁者也点头称道。事实上，希律重修圣殿，部分目的恐怕就是要赢得保守的犹太臣民的效忠。今天耶路撒冷的哭墙(也称西墙)，正是当年希律圣殿的挡上墙的残留。
他死后，他的王国被罗马人分割成几部分，同名家族成员成为这几部分的统治者。其中一位叫希律·安提帕，又叫分封王希律（公元前4一公元39年在位)，统治着加利利地区和一部分外约旦;他就是杀害施洗约翰的那位希律王，据说是受他妻子希罗底和继女撒罗米的挑唆。
匕首党现身城市街头，用匕首刺杀涉嫌勾结罗马统治的人。在凯撒利亚(总督驻地)，犹太人和希腊人爆发冲突，而平民与士兵间的矛盾更是不断。最后一任总督是弗洛鲁斯，他大肆敛财，甚至企图侵吞部分圣殿财宝，酝酿己久的叛乱便无法控制了。公元66年，祭司不再代表罗马献祭，群众起义随即爆发，很快演变成罗马史上著名的“犹太战争”。
战争持续了四年，部分是因为罗马人碎不及防，部分是因为罗马将领韦斯巴萝在公元68年尼禄皇帝死后为了争夺帝位而离开战场。在犹太战争间歇期，犹地亚不同的犹太派别出现内证，导致最终的溃败。其中，奋锐党人特别棘手，这些人是暴力革命者，会攻击贵族和其他在他们看来不积极作战的团队。公元69年，韦斯巴芗皇位坐稳后，派儿子提图斯完成对犹地亚的征服。罗马军队在公元70年攻破耶路撒冷，焚毁大希律建的圣殿。一些要塞多挺了几年;匕首党被围困在马萨达要塞内，为避免落入罗马人手中，他们于公元73或74年集体自杀。
埃及犹太人既要求被承认为自治的社群组织，又要求享有全部公民权利，这在罗马人看来实在太放肆了。
帕提亚的犹太人自治可能己经由一位叫作“流散领袖”的官员负责管理，虽然该职位要晚些时候才广为人知。根据传统，只有发端于大卫的犹大王朝的后裔才能担任此职。上文提到，犹大王约雅斤(于公元前年遭放逐)死于巴比伦。在那里，他起初身陷囹圄，后来获释，享受王室待遇。对于受大卫家族的后裔管理，巴比伦流散社群感到欣慰和自豪。这一职位将历经帕提亚帝国、萨珊帝国和几个世纪的伊斯兰统治，直到公元11世纪才消失。
巴比伦和埃及就己经出现重要的流散社群。而到公元70年，重要的犹太社群己遍布中东，罗马城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罗马西部各省中也分布着犹太社群。犹太人仍然自视为古代犹大王国居民的后代，罗马人依然视他们为犹地亚人。他们每年从世界各地向耶路撒冷缴纳半个谢克尔的圣殿税，而一旦犹地亚的犹太人叛乱，身在流散地的他们也会受到打击报复，不得不忍受反对犹地亚的暴乱。
罗马人在公元70年摧毁圣殿，但没有彻底毁掉犹地亚，也没有从耶路撒冷驱逐犹太人，不过，他们的手段确实严酷。不少犹太人被捕，另一些人逃离，还有许多人因为上地遭到没收而陷入赤贫。犹地亚正式变成罗马一个行省。犹地亚人被强行征收一项惩罚性的犹太税:每年必须向罗马城卡皮托林山丘上的朱庇特神庙支付两个德拉克马，以取代以前每年向耶路撒冷圣殿贡奉的半个谢克尔。
随着犹地亚膜拜中心的消失，祭司阶层消亡了，祭司以前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宗教领袖。祭司阶层一旦瓦解，就为新兴的平民宗教领袖施展拳脚腾出空间，后者是第二章提到的非祭司阶层的精研宗教传统和律法的专家，如今叫“拉比”(意为“夫子”或“教师”)。他们肩负起重建这个民族的宗教生活的责任。
约哈南·本·扎卡伊是当时最重要的拉比，他对抵抗罗马的战争持反对态度。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时，他佯装死亡，让门徒把他装进棺材抬出城(罗马人允许困在城里的人出城埋葬死者)。然后，他来到韦斯巴芗面前，后者对他的胆识、智慧和反战态度印象深刻，授权他在亚姆纳，这是希腊语，此地希伯来语叫亚夫内建立一所学院。这位拉比分得清轻重缓急:城市、圣殿膜拜和政治主权皆可有可无，体现在《托拉》和不断增加的宗教律法中的宗教传统则必须保证。约哈南·本·扎卡伊及其同道由此迈出重要一步，开始将犹太教重组为拉比犹太教，这是犹太教传播最广泛的形式，至今不衰。
犹太会堂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堪称犹太人生活中有特色的机构。“会堂”一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集会”。
哈德良在帝国全境重建了众多神庙和城市，他要把耶路撒冷变为罗马城市，献给朱庇特，城名改成伊利亚·卡皮托林。这种裹读古都的做法让犹太人民忍无可忍。
这场起义于年爆发，要比66一70年那次战争更有组织性，而且今非昔比，这次连拉比都支持，比如深受爱戴的阿奇瓦拉比。
罗马人对第一次起义表现得尚属克制，这一次却把新仇旧J很统统算在这个不幸的行省上。他们迁走犹地亚的所有犹太人口，用非犹太人取而代之。许多犹太人被遣送到北方的加利利，其余的被当作奴隶卖掉;从犹地亚流出大量战俘，多到据说让奴隶的市价跌到和马差不多。耶路撒冷沦为彻头彻尾的异教城市，哈德良的塑像矗立其间，市中心可能还建起朱庇特神庙，甚至不让犹太人进城。割礼被法律禁止，并且传统的观点认为公开传授《托拉》和任命拉比在当时也是非法之举。犹地亚行省的名称改作叙利亚一巴勒斯坦，这样，源自祖先所在的犹大支派的地名，就被源自犹大支派的宿敌非利士人的地名取代，尽管非利士人老早就消失了。至此，罗马人用尽一切手段，将犹地亚人及其宗教从这一地区抹去。
行省起义平定以后，各类宗教限制在哈德良的后继者治下逐渐松弛，罗马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在2世纪最终达成某种妥协。罗马要求犹太人管好他们中的极端分子，阻止暴力反抗的爆发。作为回报，犹太教被承认为“特许宗教”，犹太人还不用参加皇帝崇拜和其他涉及异教仪俗的市民义务。后几任皇帝放宽了割礼禁令，但只对犹太人放宽，仍禁止非犹太人行割礼，这相当于禁止非犹太人皈依犹太教(在2世纪后期，皈依被明确定为非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犹太教形成了日后不大愿意接受饭依者的传统)。由于通货膨胀，两个德拉克马的犹太税的负担大大减轻。最重要的是，罗马人允许犹太人创建自治机构。
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不久，在加利利召开了拉比大会，加利利此时己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的中心，成立了一个有审议权和立法权的中枢机构“犹太教公会”，它与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类似机构同名，由名为“犹太族长”的官员领导，这一头衔也是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犹太族长须是希列的后代，希列是圣殿被毁前一个世纪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也像巴比伦的流散领袖一样，据说是大卫王的后裔。希列的后代富有而杰出，早在圣殿被毁前的一代人中就己当权，后来又执掌亚姆纳的学院。在2世纪期间，犹太族长制先赢得犹太人的承认，然后罗马人又承认这是犹太人的中枢政治制度。犹太族长及其管理团队制定法律、征收税赋、任命法官和其他公共官员，并且规范宗教实践尤其是宗教历法。随着犹太族长制生根成熟，罗马人逐渐允许犹太人享有更多的自治，而拉比也渐渐配合他们原先仇恨的罗马当局。犹太族长一职声誉日隆，到4世纪，犹太族长享受罗马元老的待遇，并向罗马帝国全境的犹太人征税。
早在使徒保罗(卒于公元62年)的领导下，基督教就宣布废止犹太教的仪式，从而扫除给饭依造成的巨大障碍，使基督教在和传统犹太教争取饭依者的竟争中占据上风。为了证明这种废止合情合理，保罗宣称，巴勒斯坦和流散地的犹太人并非以色列宗教的真正传人。他宣称，由耶稣信徒组成的精神社群才是“真正的以色列”。这样，保罗既占用了犹太教依靠其悠久历史而拥有的权威，又割裂了犹太教和一段特定民族历史及生活方式的关联。“真正的以色列”不再是宗教仪式独特、民族抱负无望的犹地亚省的人民，而是基督徒所构成的跨民族社群。
《塔木德》形式上是对《密释纳》的评注，后者是犹太族长拉比犹大在大约公元年编著的一部法典。实际上存在两部《塔木德》:约公元年编成于太巴列的《巴勒斯坦塔木德》，以及约公元年编成于今伊拉克所在地的《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经过中世纪获得权威性，今天谈起《塔木德》，一般是指《巴比伦塔木德》。它用亚兰语写成，这是穆斯林征服以前伊拉克人使用的语言。
“米德拉什”最初是阐述宗教观念的一种方式:先引用希伯来语《圣经》的一段经文，再发挥——要么解释内容，要么引申到一个全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向。作为一种技巧，米德拉什用来发展宗教思想和解决宗教律法问题。但米德拉什还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因为特定的米德拉什被汇编成书。
“皮尤特”是为犹太会堂宗教仪式创作的诗歌。
从4世纪到7世纪，拜占庭统治巴勒斯坦。在此期间，许多法律陆续颁布，限制犹太人从事宗教和商业活动，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通婚，还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或新建犹太会堂。犹太族长希列二世向流散地犹太人宣布节期日历的权威遭到剥夺。(他不得不将制定宗教历法的原理对外公布，流散地犹太社群从此在一个重要领域内摆脱了巴勒斯坦的控制。)犹太人还被禁止拥有基督徒奴隶，从而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尽管我们今天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但它却是罗马帝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因为这条禁令，犹太人不可能再和基督徒奴隶主竟争，他们耕田种地，只能安于自给自足，无法再做其他打算。这一限制虽然可能只对少数大地主有直接影响，但却是令犹太人离开上地的第一步，犹太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在中世纪儿乎完全成为城市居民。
一些基督教教会领导人要求全面禁止犹太教，主张像3世纪罗马人对待基督徒那样对待犹太人，让他们在改宗和死刑之间二选一。在西班牙，这真成了政策，西哥特国王西塞巴特(一年在位)逼迫犹太人在改宗、死刑和流亡之间选择。
在尤利安皇帝(又叫叛教者尤利安)执政期间(一年)，出现了更好的机会。尤利安试图逆转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将一种开明的异教信仰恢复为官方宗教。他不但废除反犹法规，还承诺重建圣殿，允许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定居。然而，他英年早逝，这些计划全部落空，而他的继任者都是基督徒，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手段比尤利安的前任更加严厉:限制生计，下降地位，逼迫他们饭依基督教。犹太族长制成了犹太自治权的最后残存，连这也在年遭废除。差不多与此同时，基督徒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人口。在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期(一年)，罗马的控制最终侵入犹太人的内部生活，除了更严格地执行以往的反犹社会法规，查士丁尼还干涉关于如何奉行仪轨的争论。他借机制定条例，规定如何举行犹太会堂的宗教仪式，甚至公然禁止拉比在仪式上讲解经文。
波斯皇帝库思老二世于年开始进攻罗马东部各省，到年己经征服耶路撒冷，这要部分归功于犹太人的协助，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视波斯为潜在的解放者。库思老杀死并迁走大量基督徒，然后把耶路撒冷交给犹太人，在被官方禁止涉足此地将近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再次成为它的主人。不过好景不长，波斯人很快看清，犹太人积贫积弱，人口也不够多，保不住波斯在巴勒斯坦的这个据点。年，库思老改变决定，恢复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支配权。几年后，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开始反攻，于年攻进耶路撒冷，正式恢复拜占庭对它的控制。
阿拉伯人刚开始征战四方时并没打算让全世界饭依伊斯兰教。虽然存在个别宗教强迫现象，但总的说来，人们改宗伊斯兰教，是因为伊斯兰统治下的状况更有利于穆斯林;同理，他们改用阿拉伯语，只是因为它是政府管理和公共生活所用的语言。和基督教及犹太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与异教水火不容，但它尊重基督教和犹太教，视它们为一神论姊妹，因为它们也拥有一部神启之书。因此，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能够遵守特定的条件，穆斯林就允许他们保留祖先的宗教。
在伊斯兰统治下生活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被当作“迪米”，即“受保护的臣民”。他们的身份地位由一套名为《欧麦尔条约》的法规规范。根据这些法规，迪米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保障，宗教实践受到宽容;作为交换，他们要缴纳特别的税款，行为举止也要与臣民的身份相配。他们不得新建教堂或犹太会堂，也不得维修旧场馆，不得公开举行宗教游行或传教。他们也不得袭击穆斯林、携带武器或骑马，而且必须穿有别于穆斯林的服装。后来又增加了其他限制:他们的住宅不得高过穆斯林的住宅，不准使用阿拉伯语名字，不准学习《古兰经》，不准售卖发酵饮料，也不能担任公职。
欧洲的黑暗时代正值伊斯兰的黄金时代，而全世界犹太人中的大部分成了这个伟大帝国的居民，是其伟大的受益者。
伊斯兰的统治状况有利于城市生活和贸易，犹太人受到普遍趋势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城市化，脱离农业而转向商业。到8世纪末，在伊斯兰世界，住在城镇中当工匠或商人的犹太人要比犹太农民多得多。地中海和红海在政治、文化与语言领域的统一促进了国际贸易，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一些犹太人开始在地中海和印度之间积极开展贸易活动。
穆斯林在巴格达的中央集权也将世界性的权威赋予伊拉克的犹太机构。苏拉和蓬贝迪塔的犹太学院搬到巴格达，从整个伊斯兰世界筹集资金和招募学员，院长被视作犹太宗教传统的主要诊释者以及宗教律法与实践的最高权威。他们顶着“高昂”的头衔;术语“高昂”源自意为“荣耀”的希伯来语单词，同时也是“雅各的荣耀学院院长”这一华丽头衔的简称。
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犹太人享有一定的自治;拉比不仅仅是礼仪和家庭律法方面的专家，更充当法官和社群权威。遍布伊斯兰世界的地方拉比将疑难案件提交给高昂仲裁，案件内容涉及社群组织、商业、继承，以及离婚。
萨阿迪亚精通阿拉伯语言和文学，有机会接触这种新的广阔多元的智力生活的潮流，他是第一位尝试用这种视野系统地重新思考犹太传统的重要拉比权威。这方面他只有一位先驱，即亚历山大城的斐洛，此人在1世纪就尝试用希腊哲学重新思考犹太传统。
作为第一个大量使用阿拉伯语写作的重要拉比，萨阿迪亚堪称犹太-阿拉伯语文学的奠基人。
卡拉派是犹太教内部一个宗教运动，其名称意为“经书之民”。这一运动由阿南·本·大卫创立于8世纪晚期的伊拉克，他宣称拉比犹太教的整个历史都是对犹太宗教原则的欺骗性歪曲，并试图推翻高昂们的权威。阿南想要恢复《圣经》作为唯一宗教权威的地位，让人人能自由独立地诠释它，只有卡拉派社群自己积累的传统才能对此有所限制。对于不受高昂权威牢牢控制的犹太社群，比如远在波斯的犹太社群，这种方法很有吸引力，但其本质却导致分裂。
卡拉派反叛拉比犹太教，并非为了弱化拉比律法的复杂和严格;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当严格乃至奉行苦修的犹太教。尽管如此，它还是从伊斯兰统治的全境吸引到追随者，其中包括许多富人，其传播之广使它可以和拉比犹太教分庭抗礼，以致推崇《塔木德》的犹太人获得与众不同的称号“拉比派”。
十字军对中东犹太人没有造成直接影响。但是，十字军开启了伊斯兰世界漫长的衰落进程，最终对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对此，伊斯兰教的部分回应是转而针对它的非穆斯林臣民，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在其列。过去普遍被忽视的《欧麦尔条约》中的歧视性法令现在得到严格执行: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得不穿上有特征的服装，他们甚至不能在城市中骑驴，教堂和犹太会堂被肆意破坏，犹太医生丧失治疗穆斯林病人的权利。犹太人和基督徒面临前所未有的骚扰和羞辱，并遭到暴民的鄙视和暴力袭击。14和15世纪，伊斯兰世界经济实力逐渐衰退，迪米的生活状况随之恶化，许多人干脆饭依伊斯兰教。
总的说来，凡是在封建等级盛行的地方，犹太人要么从未拥有过上地，要么早晚被赶出上地。
这种特殊地位为犹太人和欧洲民众之间持久的社会与经济差异奠定基础;再经过宗教差异的强化，它使犹太人即使在太平日子也会遭人反感，而在困苦时期更成为憎恨的对象。这种地位赋予犹太人一些特权，但也使犹太人成为贵族、神职人员和暴民之间权力更迭的棋子。领主就算光明磊落，也未必能长久保护他们;贪财的领主会利用犹太人对他的依赖来敲诈勒索;而贫困的领主会为了侵占财产而干脆将他们驱逐。
犹太人脱离上地的进一步后果是，他们集中在城镇，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这似乎有利，因为他们获得了农民所没有的经济机会。但是，随着中世纪城市的发展，他们逐渐被文化和数量上占支配地位的基督徒逐出这些领域，先是被排除在手工业之外，接着被排挤出最体面的商业活动。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暴徒于年春开始向东横扫欧洲，他们最早的受害者中就有莱茵兰社群的犹太人。地方领主和教会当局基本上还是努力履行保护犹太门客的法律义务，但面对暴徒猛烈的袭击，他们力不从心，结果出现大规模屠杀和强迫受洗。为避免落入基督教暴徒之手，许多犹太人自杀，男人们先杀死妻儿再自裁。这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第一次遭受重创，但还有许多苦难在等着他们。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各有其恐怖之处。在英格兰，约克的犹太人于年集体自杀，以免落入第三次十字军士兵之手。
敌视犹太人此时成为欧洲平民的普遍态度。这种敌视部分出于惧怕。在迷信又不识字的中世纪欧洲一般农民眼中，犹太人有着奇特的习俗、异常的宗教实践和神秘的希伯来语祷文，他们不仅是社会和经济上的局外人，还是用巫术加害人类和上帝的古怪术士，甚至可能是魔鬼的代理人。这种态度在血祭诽谤中表达得最充分。血祭诽谤是一种广泛流传的信念，认为犹太人定期杀害非犹太人，特别是儿童，把他们的鲜血用于巫术或宗教仪式，尤其会在逾越节这样做。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威尼斯等意大利共和国垄断了地中海贸易，削弱了欧洲犹太人的利用价值。在许多城市中，制造业、手工业和商业己由行会势力控制。行会是各行业的专业组织，不仅管理行业行为和成员的职业生活，而且管控他们的社会和宗教生活，因此通常将犹太人排除在外。
在教宗控制的领上上，教宗的犹太人政策的宗旨是沿袭旧原则，即应该允许犹太人生活在贫穷和羞辱中，但他们的性命和财产要受到保护。
第三次拉特兰会议的裁决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禁止基督徒之间收取贷款利息。这项禁令不适用于借钱给基督徒的犹太人，整个放债行业实际上被抛给犹太人，而此刻正值犹太人被排挤在其他经济机会之外的过程接近完成之时。禁止收取利息并没有消除贷款需求，贷款不但是穷人的生命线，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动战争更是必不可少。正是这种净化基督徒高利贷行为的尝试，将犹太人变成中世纪欧洲令人憎恶的典当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限制犹太人贷款的利息数额，还规定如果基督徒债务人的财产被犹太债权人罚没，后者必须继续向教会缴纳这项财产的什一税。所有这些立法的最终结果是，到13世纪末，犹太人陷入贫困，他们变为一个由小摊贩、旧货商和典当商组成的阶层。
年，教宗格列高利四世正式谴责《塔木德》。年，在犹太教叛教者尼古拉斯·多宁的煽动下，《塔木德》遭到公开审判，所有能找到的《塔木德》都被焚毁。
在英格兰，爱德华一世于年宣布，欠犹太人的所有债务无效，并禁止犹太人放贷，从而剥夺了他们剩下的寥寥无几的谋生来源之一。他囚禁犹太社群领袖，索要巨额赎金;一旦赎金到手，他就在年把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四个世纪后，英国才会重新接受犹太人。
在法国，“美男子”腓力于年效仿爱德华的先例，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再将他们驱逐出境。下任君主允许他们返回，但在0年，一场名为“牧羊人十字军东征”的自发群众运动将一些犹太社群摧毁。次年，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据说是因为他们向井中投毒。到2年，整个法国的犹太人所剩无几。犹太人最终于年被驱逐出法国。
在基督教的西班牙，犹太人还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阿拉伯语仍然是高雅文化的语言，是了解希腊科学和哲学的钥匙，因为古人的书籍只有通过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译本才能了解。犹太学者和基督教学者的共存，使西班牙成为研究古代作品的中心和翻译相关书籍的中心。
虽然《佐哈尔》是最有影响力的犹太神秘主义经典著作，但它只代表犹太教几千年来所采取的几种不同神秘主义形式中的一种。它实际上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整套丛书，包括神秘主义的《圣经》评注和主要写于13世纪最后三十几年的神秘主义著述。
《佐哈尔》用一种非系统化但一以贯之的方式详尽阐述了一种理念:《托拉》的每个词都指向上帝在宇宙中显现的许许多多的方面之一。上帝本尊隐而不显、不可触及，但是袍内在存在的不同方面采取了显现的形式，这些显现叫“塞菲洛”。这些塞菲洛如同人的四肢，相互关联，因此上帝将自己显现在此世的时候，就仿佛某种神人。但这些塞菲洛的自身特性和相互联系一直在转换和变化，这些变化决定宇宙进程。《托拉》中的词的真正含义是指塞菲洛的各种方面;因此《托拉》不仅仅是故事和律法的汇编，更是一种神性的蓝图，或者甚至是神的一个神秘的名字。塞菲洛的交互作用决定世上生命的进程，但反过来，人类的行为也会影响塞菲洛，并因此影响上帝。引发创世的一次原生灾变扰乱了上帝的完美，而人类的目的是要通过正确履行仪式和过圣洁的生活来恢复上帝的完美。因此，人类和上帝以某种互相依赖的方式共存。
年，多明我会一个修道士慷慨激昂的反犹布道引发针对塞维利亚犹太社群的暴力袭击;暴力活动很快蔓延到西班牙各地，导致数千名犹太人遇害(既是出于宗教狂热又是为了谋财害命)或被迫改宗。许多人从城市逃往乡下，或干脆逃出国，跑到北非，进而丰富了北非既有犹太社群的文化生活。但歇斯底里的气氛产生了最突出、最不寻常的一个结果，即犹太人在年大规模饭依基督教，这在犹太史上前所未有。
在西班牙犹太人的最后一个世纪里，犹太社群的数量和财富都在减少，在西班牙社会中不再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新基督徒却无所不在，在宫廷和教会中占据着以前没机会获得的位置。原先对犹太人的反感，现在转到这些人身上。民众开始指责他们，说他们改宗完全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控制整个国家，说那些保留部分犹太教习俗的人是在虚情假意地信仰基督教，说那些和其犹太家庭保持关系的人是在倒退回犹太教。整个改宗者阶层被视为潜在敌人，想要推翻基督教;只有老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新基督徒不过是伪装的犹太人。这种思想随着“血统纯正”这一概念的出现而染上种族色彩，民众开始把这个概念用作社会接受的标准。到15世纪末，紧张气氛再度高涨，但这次更多是针对改宗者而不是犹太人。
正是改宗者问题促使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宗教裁判所引进西班牙。
宗教裁判所于年引入西班牙。(它直到年才在葡萄牙完全建立。)它最终扩展到新大陆的西班牙领地;难以置信的是，它在葡萄牙一直持续到年，而在西班牙直到年才被完全废除。基督徒被告发给宗教裁判所，要么是因为奉行犹太习俗，要么是因为行为举止不够虔诚。一旦抓获，被告往往受到严刑拷问;如果认罪，就要求他们告发亲友。被告极少能够获释，即使有，通常也落得身体垮掉和一文不名的下场。被判有罪和拒绝忏悔的人将被活活烧死;悔罪者被处以羞辱的赎罪苦行，常常沦落得穷困潦倒。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如果能在最后时刻忏悔，可以免受火刑，而改用绞刑。
这一体制本来就腐败不堪。教会有很大动力起诉嫌疑人，因为一旦定罪，便要罚没财产。对想要清除异己的任何有地位的人来说，宗教裁判所也是有用的工具，只要在宗教审判官耳边嘀咕一句，就能把人抓走、搞垮或害死。为了迎合自己的道德标准，教会小心谨慎，避免亲手执行死刑，而是将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交给政府官员处决。政府官员通常会举办公开火刑，其精心安排、激动人心的盛大场面令平民和贵族都趋之若鹜。
在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尤其是从葡萄牙驱逐以后，它起诉的许多新基督徒实际上是秘密犹太人，这些人接受洗礼是为了能够留下，但他们继续秘密奉行犹太教习俗。这些秘密犹太人叫“马拉诺”（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单词，意思是“猪”)。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它首先接管旧拜占庭帝国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和中东大部分说阿拉伯语的犹太社群;当西班牙犹太人大祸临头时，它欣然欢迎这些说西班牙语的流亡者。苏丹认为犹太流亡者是他们不断扩张的国家的经济资产，这个国家虽然军事和农业技艺发达，但缺乏商业经验、国际联系和语言技能，而所有这些恰好是西班牙流亡者可以提供的。据说，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曾对斐迪南被誉为精明的统治者而大惑不解，因为他逐出犹太人，令自己国家陷入贫困，却肥了敌人。
只要奥斯曼帝国在一系列英明统治者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它就给予臣民相当大的宗教自由。在伊斯兰中东漫长的衰落时期，用来羞辱迪米的歧视性规定这时遭到忽视，犹太人只要缴纳特别的迪米税，就享有自治。地方当局偶尔虐待犹太人，但总的说来，奥斯曼统治在16世纪中期如日中天，西班牙犹太人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西班牙犹太人流亡者很快就控制了奥斯曼帝国既有的犹太社群。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环境既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也有利于社群。塞法迪犹太人富有且国际化，他们的关系网络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他们可能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尼德兰甚至法国都有马拉诺亲属，可以顺利开展商业和外交活动。犹太人对政府特别有用，部分是因为人脉和语言技能，还有一个传统的原因，即他们忠实可靠:就连最雄心勃勃的犹太贵族也不会攫取权力，也不存在一个犹太国家可以让他们出卖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17世纪以沙巴塔·泽维为核心的弥赛亚运动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场。泽维是卡巴拉主义者，6年生于士麦那。当时流言四起，说弥赛亚将于年降临;在这类预言破产和鸟克兰发生赫梅利尼茨基迫害之祸后，泽维开始相信自己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在赢得一些追随者后，他举行了一些奇怪的仪式，当众念出禁止言说的上帝之名，于是被革除教籍。他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开罗和耶路撒冷，聚起信众，其中包括神秘兮兮的加沙的拿单，此人把沙巴塔主义打造成一场大众运动。年，泽维在士麦那宣布年将是弥赛亚降临之年。整个奥斯曼帝国甚至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都向他欢呼;重要的拉比和称职的社群领袖，无论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是塞法迪犹太人，都把他当回事。他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想要废黜苏丹，开启弥赛亚时代，但不出所料，才到加利波利，他就被捕入狱。犹太人蜂拥而至，向他致敬，并等待他发出向圣地进发的信号。但苏丹决定终止他的妄自尊大，给出两条路任他选，要么改宗，要么死亡。沙巴塔·泽维饭依了伊斯兰教。
沙巴塔·泽维的叛教打击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欧洲的犹太社群的士气。加沙的拿单试图挽救这种局面，宣称这只是泽维的弥赛亚计划的一部分，他必须下降到黑暗世界，才能在那里战胜邪恶力量;许多犹太人把这种拯救承诺当成救命稻草，告诉自己泽维的叛教只是一种策略。即使沙巴塔·泽维在6年死后，加沙的拿单仍试图保持这场运动的活力，坚称沙巴塔·泽维被吸入“天光”，隐遁于更高领域。这种说法使该运动得以续命，特别是在上耳其、意大利和波兰。沙巴塔在上耳其的许多信徒追随他改宗，一边等待他的回归，一边公开信奉伊斯兰教而暗地信仰犹太教;这一团体叫转信派，在现代上耳其仍然存在。
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苏丹对犹太人表现出诚意，但这种诚意从穆拉德三世执政时期(一年)开始减少，他是第一位对犹太人执行歧视性规定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他向犹太社群勒索钱财，威胁要将他们统统杀掉，然后取消这道命令，换取贿赂。
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由盛转衰还有一个原因:16世纪以后，从伊比利亚逃来的难民减少，荷兰和意大利这时成为他们更理想的目标。难民减少使帝国的犹太人失去能够恢复元气的新鲜血液，还削弱了他们和西欧的联系，而西欧正在迅速扩张和现代化。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在贸易领域的优势逐渐输给希腊人，在银行业的优势又逐渐输给亚美尼亚人。到18世纪末，大部分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和毗邻的伊斯兰领土上的犹太人己陷入贫穷与落后。
年以色列国建立，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摩洛哥除外)的生活终结。利比亚和也门的犹太社群很快彻底走空，犹太人口大多移居以色列。伊拉克犹太社群紧随其后而去。许多叙利亚犹太人搬到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是个相对国际化和宽容的多民族国家，另有许多叙利亚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在埃及，下层犹太人去了以色列，而一些富人则前往欧洲或美国，但大多数中上阶层留了下来，对他们来说，情况确实变得正常些了。摩洛哥的大量犹太人也来到以色列，但主要不是因为受到压迫，而是出于由以色列战胜阿拉伯联盟而引发的纯粹的弥赛亚狂热。现代世俗国家上耳其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奥斯曼帝国，上耳其犹太人这时依旧欣欣向荣，但人数己大为减少。
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东的犹太社群己无足轻重。
关于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新概念出现了，按照这些概念，国家逐渐被视为由受单独一套法律管辖的个体公民组成，而不再是由自治或半自治实体(包括犹太社群)组成的网络。这些原则并没有立即完全生效，但就己经实施的程度而言，它们有利于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使他们得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
与此同时，这些趋势虽然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但容易削弱犹太社群。提供给个人的机会弱化了社群的控制，许多犹太人对自由做出的反应，是疏远或彻底抛弃犹太社群和犹太传统，以获取法国、德国或其他国籍身份。个体离心力量和社群向心需求之间形成的冲突，成为近现代犹太教的典型问题。
门德尔松是德国犹太哲学家，能游刃有余地在犹太世界和启蒙运动世界之间穿梭。门德尔松精通当时的哲学，在当时的智力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也想拯救犹太教，把它作为一种智力体系认真对待。他用启蒙运动的精神重新阐述犹太教的基本思想，认为犹太教绝非堕落的宗教，实际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想。
在整个19世纪，主要的罗斯柴尔德企业分属三个商行，分别由梅那·阿姆谢尔(德国)和他的儿子内森(伦敦)、詹姆斯(巴黎)创办。这三个商行都代表各自政府经营着庞大的金融企业，资助本国的犹太人机构，并为常规慈善机构提供资金。罗斯柴尔德五兄弟的许多后代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彼此往往有业务联系。尽管外界常常误解，但德国、法国、英国的三个罗斯柴尔德商行实际上是独立运营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些人仍在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对犹太事务的参与总体上已经减少;向非犹太世界同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对其他犹太人的影响是相似的。
在18世纪，哈西德主义兴起，这是一场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群众性宗教运动。以色列·巴阿尔·谢姆(约一年)创立的哈西德主义最先席卷鸟克兰，然后横扫其他斯拉夫领上，它是对推崇《塔木德》所产生的过度理智倾向的纠正，这种倾向己主宰了东欧犹太人的虔诚。哈西德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植根于卡巴拉，但在实践层面却迎合普通人，强调欣喜若狂的崇拜，及以理想化的天真为形式的宗教表达。其领导人是魅力非凡的拉比，叫“柴迪克”;他们在犹太小镇建立法庭，接受信众的效忠与示敬，这些信众常常远道而来，像朝圣者那样寻求灵感、建议，或只为得到祝福。一些柴迪克自称能够创造奇迹，或者有传言说他们能这样做;许多柴迪克被信众当作皇室一样对待，获得可观的财富。
大部分犹太定居者支持美国革命，大约一百人参加作战，新港的亚伦·洛佩兹和费城的哈伊姆·萨罗门这两人还参与战争融资。萨罗门此前己因间谍和破坏活动被英国人判处死刑。在战争期间，他预支给大陆会议20万美元军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他一直未能收回这笔钱，死时倾家荡产。年通过的联邦宪法取消了公务员的宗教测试和宣誓，使犹太人可以担任联邦职务(但各州只是逐渐取消这种宣誓;在新罕布什尔州，公开自己犹太身份的人直到年仍不能在州政府任职)。第一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政教分离，对犹太人来说，这赋予他们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巴伐利亚说德语的犹太移民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的犹太移民使美国犹太人口大大增加;一些人是年欧洲革命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是被美国廉价上地和新兴城市吸引的小贩与牲口贩子。这些犹太人和美国既有犹太人的显著区别在于，他们的文化适应程度要低很多，而行为和宗教态度要传统很多。他们也不同于当时大部分欧洲非犹太移民，因为他们带来贸易经验，愿意在零售贸易迅迷扩张的时代所产生的对商业技能的需求中获益。
富裕的德裔犹太人努力成为美国人，并获得非犹太人承认，在他们看来，东欧同胞的到来造成问题。新来者来自欧洲落后地区;他们贫穷，勉强算是受过教育，虽然有英文读写能力，但不会说英语。德裔犹太人担心，这些“古怪”的同胞不但会成为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还会引起反犹主义，在此之前，美国的反犹主义充其量不过是非犹太人的势利，以及将犹太人排斥在俱乐部、私立学校和兄弟会外而己。不仅如此，这两类犹太人的人生观也显著有别:德裔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完全的美国人，只在宗教上和其他美国人不同(他们能否说服非犹太人相信这点则另当别论)，但东欧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习惯了充当不同化的少数派，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异乡的异客。东欧的犹太性包括宗教实践，但没有被宗教实践所定义，因为即使在大多数人放弃或大幅减少宗教实践后，他们仍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凝聚力的群体。与德裔犹太人相比，他们非常熟悉犹太传统，但对欧洲上层文化相当陌生，也没有德裔犹太人那种要让非犹太人接受的抱负。
德裔犹太人担负起帮助移民安家和美国化的责任，部分是因为不想让公众看移民的笑话从而危及自身地位，但部分也是因为德裔犹太人确实觉得与新来者同气连枝，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他们建起一个慈善和教育机构的网络，援助贫困群体，帮助他们找工作;在许多城市，这些慈善机构联合成犹太慈善联盟，共同募集和分配资金。(这些联盟至今仍在，并在美国犹太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还和自由派合作，开展了一项有效的政治运动，维护移民政策的开放。然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因为俄裔人感到德裔人颐指气使。随着俄裔犹太人数量的增长及其经济状况获得改善，他们开始为美国犹太人定下一个完全不同于德裔犹太人的基调。
为了接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工作，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被组织起来，因为前者的总部设在柏林，而战乱让它陷于瘫痪。除该运动的主席、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外，德裔犹太人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坚信犹太教仅仅是一种宗教，这就使基本上都是亲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东欧裔犹太人在世界犹太人事务上有了发言权。东欧裔犹太人开始占据上风，特别是在美国犹太代表大会里。这个组织试图创建一个总机构，美国犹太人可以通过它协调犹太人政策。在年春季举行的该大会的代表选举中，东欧裔犹太人取得主导权，促使一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获得通过。
19世纪，德国犹太人被赋予公民权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欣然接受德国的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文化适应所提供的机遇几乎不可抗拒。就连情愿与犹太过去保留联系的人，也看到德国文化与德国经济体系的优越，遂采纳西欧生活方式，将德国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一年，在普鲁士和法国交战期间，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并肩战斗，对自己的德国公民身份倍感自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犹太士兵荣获铁十字勋章，对他们个人和家族来说，这不仅是对英勇作战的认可，更是忠于祖国的证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社会面临战败国的压力，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一贯以来的厌恶又浮出水面，其方式和强度是德国犹太人完全始料未及的，他们自以为己经很好地融入了德国社会。
在希特勒职业生涯初期，犹太人就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声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不是德国人民的过错，而是因为犹太人背信弃义。他还指责犹太人掀起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称他们正在德国谋划一场类似的革命。除了这些政治观点，他还散布一种伪科学的种族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德国人及其他北欧人属于高级人种“雅利安人”，在容貌、体力、智力上都出类拔萃，堪称优等种族。其他民族属于劣等种族，可按等级排列:雅利安人之下是地中海人，地中海人之下是斯拉夫人，而处在最底部的，是排在黑人之后的犹太人，他们天生就是腐蚀和摧毁文明的犯罪种族。希特勒声称，犹太人和德国人通婚是为了削弱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犹太人参军是为了当内奸，犹太人写书是为了腐蚀德国的智力生活，犹太人当艺术家是为了用颓废的污秽污染德国，犹太人渗透进商业公司是为了摧毁这些公司和德国工人。最重要的是，犹太人策划了这场经济危机。不过，希特勒说日耳曼人终究不可战胜，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比其他人种优越，生来就注定统治世界。
犹太人很快成为纳粹民兵和政府官员任意施暴、胡乱逮捕和当众羞辱的对象。“犹太人免进”的警示牌出现在工商企业、咖啡馆、体育场馆和旅游度假地，甚至公园长椅也分设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专座。战争纪念碑上的犹太人名字被抹去，威胁犹太人的海报随处可见。这一阶段迫害的顶点是年《纽伦堡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还强制推行其他限制与规定。
大多数犹太人觉得自己完全是德国人，以为德国同胞迟早会清醒，要么推翻纳粹政府，要么逼其改弦更张。令他们灰心的是，他们发觉大多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困境无动于衷，不愿冒险反对官方政策，或者他们实际上赞同政府的反犹政策，尽管和犹太人有个人友谊或长期交往。
在中世纪，犹太人一般可以通过改宗自救，但《纽伦堡法案》逼迫犹太人移民，否则无法自保。
真正为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敲响丧钟的事件发生在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史称“碎玻璃之夜”。是夜，德国全境的犹太商户和会堂遭到打砸破坏，许多犹太人沦为一场全国范围的集体迫害的受害者。政府声称，这次事件系民众自发，目的是报复一名犹太人在巴黎谋杀一名德国政府官员，但它实际上由政府特工周密策划和协调实施。政府处理得好像是犹太人自己引起破坏的一样。德国犹太社群被处以10亿马克的罚款，新反犹法规被强制实施，犹太儿童遭学校开除，大批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不过，在这一阶段，如果犹太人能拿到签证，获准进入其他国家，仍可以从集中营获释。
为了尽快驱逐犹太人，德国政府先在维也纳，后在布拉格和柏林设立移民中心，简化移民手续，加迷犹太人外迁和对犹太人财产的侵占。政府想用大量犹太移民压垮邻国，从而激发邻国的反犹情绪。可是即使犹太人己经陷入绝境，几乎没有国家愿意放松移民限制，控制巴勒斯坦的英国还在此时减少了那里接收移民的配额。可怕的情景出现了，不少船只满载着有时甚至带着合法移民证件的犹太难民，从一个又一个港口被遣返，不得不驶回欧洲的犹太人屠场。
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从此无法再逃离欧洲，但德国试图将犹太人驱逐到邻国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年末，那时己禁止向外移民，对德国犹太人的政策己变成谋杀。
德国人高度重视对波兰犹太人的镇压和毁灭，有时甚至将其看得比军事利益更重要。在铁路交通发达的城市，比如罗兹、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他们建立隔都，把这些城市和数千个村庄中的犹太人塞进隔都;在隔都外非法逗留的犹太人一经发现，即遭处决。德国人命令犹太人佩戴黄色六芒星，以便于辨认。他们侵占犹太人的产业，强迫隔都居民做苦力，特别是干诸如修路之类与战事有关的重活，还让他们挨饿和受虐待。
在战争初期，隔都内的犹太人尚能得到国外犹太救济组织的援助，被征召的犹太劳工还能拿到配给。较大的隔都有时组织得相当好，在拥挤、贫穷、疾病和普遍的虚幻气氛中，慈善组织、学校、医疗服务机构尽可能地发挥作用。个别犹太人有时发现，通过贿赂和合作能获得德国警卫的特殊照顾。但是，管理隔都生活的规定不断收紧，德国人的要求不断增加，到年底，从外界接收食物包裹遭到禁止，饥饿、疾病和死亡率于是便显著攀升。官方规定的食物配给每天只有卡路里，隔都里的犹太居民饿得奄奄一息。
意大利虽然是德国盟友，也处在一个官方反犹的法西斯政权的控制下，但在其整个参战期间都没有配合“对犹太人的战争”。它颁布反犹立法，也适时地设立了集中营，但在围捕犹太人方面只是敷衍了事，且意大利集中营里的待遇也比较人道。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以后，意大利犹太人才真正开始遭受厄运。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居住着大多数当地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德国人将他们围捕并送进死亡营。即便如此，许多犹太人还是得到非犹太朋友的保护。
欧洲所有犹太人都要用货车车厢运到罗兹、里加、明斯克和科夫诺的犹太隔都，再从那里与当地犹太人一起转运到波兰几座集中营。隔都中的犹太理事会负责按照规定配额定期交出犹太人。运输条件极端严酷，大量犹太人甚至没有抵达集中营就死在途中。所有被判定为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抵达后即遭处决，其余的则在劳役中累死，或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杀害。
役使集中营囚犯劳动，是为了维持必要的工业生产，以保障战事进行和后方供应。法本、克虏伯、蒂森、弗利克和西门子几大公司(它们至今仍然是德国主要的工业公司)控制了这种奴隶劳动，这些公司的劳动力中约有40%来自集中营。
战争接近尾声之际，苏联军队穿越波兰，那里的集中营不得不拆除，囚犯也被迫撤离。这一次，没有人提供运输工具。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只能在毫无给养的情况下向西徒步走到德国，因此，仅仅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就有大约25万犹太人在这些死亡行军中丧生。
战争结束后，许多东欧犹太人踏上返乡之路，却在一系列集体迫害中惨遭杀害，凶手是波兰和乌克兰的城镇居民，这些劫后余生的东欧民众把怨愤都发泄到传统替罪羊即犹太人身上。
一次次民族复兴运动为犹太人树立潜在榜样。适用于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模式，说不定也适用于犹太人。
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被所有国家视为“欧洲病夫”，民族主义运动己经夺走它的一些领上。许多犹太人开始构想建立一个国家实体来恢复正常生活，以此解决犹太人问题。
鉴于犹太人近两千年来一直梦想返回以色列地，建立犹太国家的首选地点自然就是那里。巴勒斯坦己经有可观的犹太人口，其中有西班牙的塞法迪难民的后裔、中东国家近来移民的后裔，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受各种宗教运动影响而从欧洲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后裔。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前，那里的犹太人口不断增长，到年，犹太人开始在耶路撒冷城墙外新建居住区，这些街区如今己成闹市区。
摩西·赫斯的《罗马与耶路撒冷》首次明确表达了建立犹太国家的希望，此书于年在德国出版。东欧的利奥·平斯克吸收这一理念，写出《自我解放》（年);一些希伯来语媒体作家如埃利泽·本一耶胡达也接受这个理念。然而，正是年俄国的集体迫害才直接催生出一些统称为“热爱锡安”运动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这一运动起源于东欧犹太人，大部分东欧犹太人己经对融入主流社会感到绝望，正因如此，东欧的犹太教育、传统生活、民族凝聚力都异常强大。在这些组织中，第一个组团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组织是“比卢”运动(得名于《圣经》中一句规劝“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的首字母缩写)。
西欧犹太人总体上仍坚持融入非犹太社会的解放理想，并不完全沉浸于犹太传统，他们对犹太民族主义要么冷眼旁观，要么积极反对，不过他们也承认这或许能解决东欧同胞的问题。然而，把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变成一场国际运动的，却是一名同化了的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一年)似乎不太可能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他是生活在维也纳的作家和记者，对犹太教几乎一无所知，倒是很推崇法国，视之为具有进步与启蒙思想的国度。作为维也纳一家报社驻巴黎的通讯员，他对德雷福斯事件暴露的法国反犹主义深感震惊，遂将余生致力于寻求犹太人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他在著作《犹太国》（年)中力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在小说《新故上》（年)中预言这个国家能够取得的社会及技术成就。虽然他在西欧犹太人中知音寥寥，但东欧犹太人却对他推崇备至。
年，赫茨尔在瑞士组织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的高潮是达成了一项决议，声称“犹太复国主义立志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受公法保障的民族家园”。赫茨尔想让奥斯曼苏丹批准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未果后转而与英国谈判，希望英国同意在乌干达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这一计划暴露出赫茨尔的想法与东欧犹太大众的民族感情大相径庭，他们愤怒的反应一度削弱了他的领导权。但英国最终退出谈判，赫茨尔又恢复在巴勒斯坦创建犹太国家的计划，毕竟那里是犹太人的发祥地，是他们一直魂牵梦绕的归宿。
与犹太民族主义一同兴起的，是希伯来语作为口语的复兴，这是犹太民族在现代取得的杰出的集体文化成就。希伯来语作为口语早在公元1世纪就己没人再讲，但在犹太历史上仍作为书面语言广泛使用。
希伯来语运动的推动者是埃利泽·本一耶胡达(一1年)，他一生致力于恢复犹太人民的故国和语言。年，他搬到巴勒斯坦，告诉妻子从此只用希伯来语和她交流，遂开始了他复兴希伯来语的奋斗。在语音上，他采用巴勒斯坦当时广泛流行的塞法迪发音，这至今仍是希伯来口语的基础。
第二波移民潮持续了十年，它是由年俄国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共同促成的。这些移民大多是理想主义的先锋，致力于社会主义，以及将希伯来语变成犹太人的日常语言。他们的代言人是A.D.戈登，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宣扬以下理念:只有通过劳动的有益力量和回归自然，犹太人才能复兴。这些移民发展出以色列特有的农业组织:集体定居点(基布兹)和合作定居点(莫沙夫)。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产生出一些政党，它们后来联合成马帕伊党，即当今以色列工党的前身。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以色列建国后（年后)，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领导人都来自这些政党: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一古里安，第二任总统伊扎克·本一兹维。年，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在巴勒斯坦建立，如今己是以色列的大都会。
在整个一战期间，阿拉伯和犹太的领导人一直在牺牲上耳其的利益，争取英国对各自民族抱负的支持。哈希姆家族是以侯赛因酋长为首的阿拉伯权贵家族，它对上耳其开展破坏活动(由人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T.E.劳伦斯与英国协调)，以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作为回报，他们得到承诺，可以在战后实现阿拉伯独立，建立一个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王国。犹太人组织犹太军团代表英国作战，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费尽心思，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解放后承认当地犹太人的权利，允许自由移民，并承认那里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合法地位。哈伊姆·魏茨曼在这项工作中卓有成效，他是化学家，因发现合成丙酮的方法而对战争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努力在年终于换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的正式宣言:“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就在艾伦比将军解放耶路撒冷前一个月，《贝尔福宣言》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热烈欢迎。但英国对犹太人和哈希姆家族分别做出的承诺相互冲突，为未来几十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埋下祸根。
战后，英国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那里得到包括约旦河两岸在内的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委任统治的口的是执行《贝尔福宣言》，同时保障这一地区其他群体的权利。委任统治当局成立了犹太代办处，它将与委任统治当局合作，通过鼓励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来创建犹太民族家园。犹太代办处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由魏茨曼领导)密切合作，实为英国控制下的犹太准政府。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犹太代办处由工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导。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废除《贝尔福宣言》，并在年发动暴乱。甚至早在正式授权英国建立委任统治之前的漫长谈判期间，己经有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定居点，迫使英国人暂停犹太移民。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视德国为天然盟友，可以与其联合反抗令人憎J很的英法殖民政权，而德国纳粹政府的官方反犹政策，正好道出阿拉伯人怨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心声。随着欧洲战云密布，英国人急于安抚阿拉伯人，以免危及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因为那里不仅有重要港口海法，而且靠近苏伊士运河。这些考虑使英国人的天平越来越向阿拉伯人倾斜，犹太人的分量越来越轻。
在侯赛尼穆夫提的领导下，阿拉伯高等委员会于年成立，并在轴心国的支持下发动宣传运动，导致阿拉伯人多次攻击犹太人定居点。英国人起初袖手旁观，但当阿拉伯人开始攻击英国驻军时，英国人便允许哈加纳公开活动，甚至派一名军官来训练哈加纳。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年，而与此同时，英国人决定修改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由英国政府授权研究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的皮尔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的民族抱负不可调和，应该再次分割巴勒斯坦。新计划是建立一个由沿海地带、加利利和耶斯列山谷组成的犹太国家，一个由中部山区和内盖夫组成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一个包含耶路撒冷、雅法和拿撒勒的英国飞地。犹太人对于是否支持该计划意见不一，工党大多表示赞成，而修正派强烈反对。阿拉伯人对此则完全拒绝。年阿拉伯人再次掀起暴力事件，随后阿拉伯人甚至拒绝参加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出席的分治问题会议，使英国人确信该计划无法执行。因此，英国人在年发表臭名昭著的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实际上废除了《贝尔福宣言》。
许多巴勒斯坦犹太人为英国而战;犹太旅在年成立，它的旗帜上有一颗黄色的大卫星。然而，年德国军队在利比亚战败后，犹太人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度恶化;英国限制犹太人获取武器，并将从欧洲向巴勒斯坦运送犹太难民的船只遣返。其中好几艘船沉没，数百人丧生。
战争结束时，欧洲难民营中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的困境，使所有人相信有必要开放巴勒斯坦以接受犹太移民，唯独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无动于衷。导致英国在战前偏袒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因素此时仍然有效，只不过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取代德国，成为英国的对手和阿拉伯人的后台。满载着难民的船只摇摇欲坠地从欧洲抵达巴勒斯坦，但英国人要么将它们遣返，要么拦截在公海上。修正派向委任统治政府宣战，开始实施破坏计划;而一个更极端的组织即斯特恩帮，则通过政治暗杀与英国人斗争。年6月，数千名犹太人被捕，犹太人的武器被收缴;作为报复，伊尔贡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许多政府机构在那里设有办事处。
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官方犹太机构与这种极端主义划清界限，既出于道德及策略的考量，也因为修正派的单独行动威肋、到他们的权威;他们协助英国人展开抓捕，导致犹太左翼和右翼关系破裂。英国当局以大规模抓捕来回应暴力活动，并在塞浦路斯为非法移民设立拘留营，这些非法移民当时刚从德国死亡集中营获释。在哈加纳的帮助下，有些难民船逃脱英国的封锁;出现了几次戏剧性的对抗，其中最著名的是蓬头垢面的难民和登上“出埃及号”轮船的英军之间的战斗。不出所料，英国的强硬态度甚至让犹太温和派都变得更加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并使犹太左翼和右翼重归于好。巴勒斯坦的领导层此时团结一致反对英国的政策，英国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实际上己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没有能力调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恼羞成怒的英国决定撒手不管，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重新划分为两个主权国家:犹太人的国家由加利利东部、沿海平原和内盖夫组成，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其余部分将成为阿拉伯国家。这一动议得到美国的支持，还出乎意料地得到苏联的拥护。年在开罗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事务为己任，宣布将用武力抵制分治。英国宣布将不会协助实施这项决议。分治计划的执行工作便留给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全世界犹太人。英国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定在年5月14日星期五。就在这一天，犹太代办处负责人大卫·本一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告，一个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建立，这就是以色列国。
年5月14日，当以色列宣布独立，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后，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的军队便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支援下，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鉴于这七个阿拉伯国家的规模和地理优势，以色列似乎毫无胜算。但到年3月停战时，以色列己经控制加利利、海岸地带、内盖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及西耶路撒冷一一这比分治计划所划归的领上还要大。约旦占领约旦河以西的山地(现称为约旦河西岸，原是打算留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和东耶路撒冷(原是打算国际共管的)，包括被奥斯曼帝国城墙包围的老城。
原先住在以色列新控制区的许多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或许是应阿拉伯军队或以色列军队的要求，或许只是出于害怕战争的暴力。其间，至少在代尔亚辛村发生一起暴行，以色列军队在该村屠杀平民，造成更多难民逃亡。阿拉伯领导人向难民保证，阿拉伯国家会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斗，让他们重返家园;阿拉伯国家没有吸收难民，而是将他们安置在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日后满是挥之不去的贫穷与绝望，一代代难民在那里滋长着他们对以色列的仇恨。
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犹太人担心与这个犹太国的联系会在本国受到敌视，纷纷逃往以色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欧洲犹太难民也逃到以色列，以色列国内很快出现大量难民。以色列议会颁布《回归法》，使犹太人移民有权立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国与苏联博弈的几个地区之一。苏联向阿拉伯世界提供武器，把这里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苏联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尤其紧密。埃及领导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是泛阿拉伯主义者，积极主张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与扩张。在苏联的鼓动下，埃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加紧通过费达因突袭以色列。年10月29日，英法两国密谋与以色列一起攻打埃及。以色列军队占领西奈半岛，并在一周内重创埃及军队;然后，英法两国以隔离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为借口，进驻这一地区，夺回苏伊士运河。面对国际社会对英、法、以三国的愤怒谴责，以色列放弃西奈半岛，换取联合国关于埃以边境安全和埃及解除对埃拉特封锁的保证(但以色列仍然不能使用苏伊士运河)。不过，鉴于冷战时期联合国夹在美苏之间的尴尬地位，这些保证几乎没有什么效力，以色列仍不断遭受攻击。
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受苏联鼓动，埃及总统纳赛尔试图借机清算和以色列的旧账。埃及和叙利亚指责以色列在其北部边境为发动袭击作军事动员。纳赛尔在西奈半岛集结军队，驱逐联合国应急部队，并封锁通往埃拉特的航道。由于确信埃及能够获胜，约旦国王侯赛因把他的军队交给埃及指挥，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
随着以色列征服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有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成为该地区的一支活跃力量。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在约旦成立，它由众多巴勒斯坦阿拉伯组织构成。年，巴解组织通过一个宪章，号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尊严，摧毁以色列，并在其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
巴解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和中东以外协调有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多次策划劫机事件，并在世界各地炸毁犹太设施。侯赛因国王视巴解组织为破坏稳定的因素，用血腥的清洗将它驱逐出约旦。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建立新基地，在那里接连不断地策划和实施劫持、绑架和杀戮。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在他们下榻的酒店里被谋杀。
突袭的日期选在年10月6日，正值赎罪日。这是一个宗教节日，连许多世俗犹太人都会遵守，因此，突袭让以色列碎不及防，不得不去犹太会堂召集士兵。以色列北部和西奈半岛同时遭受的攻击破坏力极强，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自年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尽管落尽下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都后撤，以色列仍苦苦支撑。苏联大规模空运物资，支援埃及和叙利亚，而美国针锋相对，通过军事空运援助以色列。以色列很快重整旗鼓，突破叙利亚防线，朝大马士革方向进军。在西奈半岛，以色列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埃及纵深达25英里，然后美国和苏联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在人力和物力方面远远不如对手，但以色列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不过这次胜利没有带来欢乐。
这一时期困扰以色列的其他问题包括:国际支持急剧减少，最终导致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属于种族主义;经济困难;移民减少;来自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移民心生怨恨，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支配的以色列政治文化生活所排斥;工党腐败引发愤怒;最重要的是，民众发现以色列所经历的一切艰辛并没有促成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种不满在年大选中引发政治革命:利库德集团击败工党第一次掌权。利库德集团是从前修正派的传人，是建国以来一直在野的反对派，其领导人是前伊尔贡领袖梅纳赫姆·贝京。
年11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举世震惊;不久，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鼓励，以色列和埃及开启和谈，卡特总统在年组织戴维营会议，帮助双方打破僵局。以色列同意将整个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以换取埃及的正式承认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贝京和萨达特能够达成协议，要归功于埃及的经济困难、冷战的发展、萨达特的个性和卡特的坚持。
贝京之所以能够在以色列国内赢得支持，向埃及做出必要让步，恰恰因为他是久负盛名的强硬派。不过，两位领导人在开展谈判时都冒了风险，特别是萨达特，他在谈判过程中疏远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年，他在阅兵时被一名穆斯林狂热分子刺杀。
沙龙准许黎巴嫩基督徒袭击以色列把守的萨布拉和沙提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并屠杀居民，以色列国内外舆论对此怒不可遏。
黎巴嫩战争的确成功摧毁了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基础设施，导致它流亡到突尼斯，但这场战争却加强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地位，还使以色列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甚至在以色列国内引起相当大的愤慨，因为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的军队正在承受和制造重大伤亡，而得到的政治回报却少得可怜。直到年，以色列才在另一位总理的领导下从黎巴嫩抽身。
年，约旦国王侯赛因正式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同年晚些时候，阿拉法特宣布，他准备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并存;但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立场僵硬，不为任何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和谈的外部压力所动，他不仅拒绝承认巴解组织，而且积极鼓励在占领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从而大大加剧了紧张局势。
拉宾是独立战争和六日战争的英雄，曾是强硬派将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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