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受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等因素影响，欧洲资本主义遭受牵连，然而欧洲左翼政党并未抓住机遇实现选举突破，恰恰是右翼民粹主义钻了空子，成为当下欧洲无法忽视的一种政治思潮和运动。当前，欧洲左翼力量的主要困境在于缺乏特色和共识，批判多，建议少。展望未来，如何在宏伟理想与严峻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欧洲左翼力量面临的重大考验。

张文红中央编译局马研部副主任、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原文载于《当代世界》年第4期

在当今国际政治形势动荡、发展趋势不明朗的形势下，右翼民粹主义搅动欧美政坛无疑是过去一年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在右翼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同时，欧洲左翼政党却缺乏明确的指导纲领，从理论到组织都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年1月9日，德国极右翼势力“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在科隆参加示威游行。

欧洲左翼力量的现状

受年国际金融危机、日趋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及严峻的难民危机影响，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欧洲政坛的中左翼政党“神奇回归”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年时，欧盟15国中的13国是社会党执政或参政，欧洲呈现“粉红色”的政治形势。但从21世纪初开始，意大利、奥地利、荷兰、葡萄牙、挪威、丹麦、爱尔兰等国社会党都纷纷丧失了执政或参政地位。

年，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芬兰、希腊、波兰、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瑞士等10个欧洲国家进行了12次选举。结果，各国中左翼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均低于右翼政党。从政府组成看，只有葡萄牙社会党联合左翼联盟、共产党和绿党组成左翼政府，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参与执政。年，保加利亚、摩尔多瓦和奥地利举行了总统大选。结果，保加利亚社会党人雷德夫以60%的得票率胜出；摩尔多瓦社会党人多东在第二轮选举中击败对手；奥地利绿党背景的无党派人士范德贝伦也在最终赢得胜利，避免了欧洲出现二战后首位极右翼总统，使欧洲“各国领导人都松了口气”。加上社会党执政的法国和社会民主党参与执政的德国，目前在欧洲主政的中左翼政党也是屈指可数。总体而言，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目前处于守势。

一、欧洲左翼党的成立及现状

年5月8—9日，来自欧洲部分国家的15个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成立了“欧洲左翼党”，旨在成为积极影响欧洲政策的政治力量，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欧洲左翼党目前拥有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27个国家的包括成员党和观察员身份在内的33个政党，在欧洲议会内与欧洲左翼/北欧绿党党团联合组成欧洲左翼联合党团（EUL/NGL），位列欧洲人民党议员团、欧洲社会党议员团、自由党议员团和绿党议员团之后。欧洲左翼党名为政党，实际上是基于共识原则进行运作，党派多元，所代表的国家不同。这种合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盟内部运作机制的困境。欧洲左翼党目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激进左翼思潮，具有多样性的重要特征。

在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取得历史性突破，以36.34%的得票率战胜执政党新民主党，成为希腊第一大党。图中左为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右为新民主党领导人萨马拉斯。

值得一提的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三个南欧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具有“抢眼”表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南欧诸国在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深陷困境，失业率攀升。年，希腊和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高达50%。民众对执政党的极度不满，催生了激进左翼政党的崛起。希腊共产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意大利共产党人党、葡萄牙共产党、左翼集团、西班牙联合左翼、“我们能”党等激进左翼政党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坚决反对政府提出的福利削减政策。在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顺应希腊近年民间激烈的反紧缩运动，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以36.34%的得票率战胜执政党新民主党，成为希腊第一大党，打破了希腊自年以来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新民主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激进左翼联盟成为欧元区第一个以主张反紧缩政策而赢得选举的政党。

在年10月举行的葡萄牙议会选举中，中右翼执政联盟、社会党、左翼集团党分别获得38.5%、32%和10%的支持率。由于两大主流政党均未达到组阁所需的议会多数席位，左翼集团党就成为影响政府组成的关键因素。经磋商，社会党获得左翼集团党和葡萄牙共产党的支持，组成新一届政府。社会党与激进左翼政党联合组阁是欧洲左翼运动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

西班牙“我们能”党于年成立，在当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即获得5个席位，跃升为西班牙第三大党。在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主流政党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遭到严重削弱，执政党人民党的得票率为26%，比年减少万张选票，以微弱优势赢得此次城市和自治区选举的胜利；最大反对党工人社会党则减少77.5万张选票，得票率仅为25.1%；“我们能”党的支持率却大幅增加，赢得20%的选票，位列第三，并在巴塞罗那市获得多数席位。年12月的议会选举进一步加剧了西班牙的政治碎片化，人民党、工人社会党、“我们能”党的得票率分别为28%、22%和13%。

二、金融危机以来左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结果

在年6月4—7日举行的第七次欧洲议会选举中，中左的欧洲社会党获得25%的支持率，社会党团获得欧洲议会席中的席，比年下降29席；欧洲左翼党只获得4.7%的得票率，35个议席。

年5月22—25日举行的第八次欧洲议会选举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首次选举，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并将直接影响未来五年欧盟政治格局。欧洲社会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25.6%的支持率，占欧洲议会席中的席；欧洲左翼党获得5.59%的得票率和42个议席。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民众对自由经济已经心生厌倦，希望政府能够对经济进行调节。这对左翼政党来说似乎是天赐良机。然而，左翼政党并未凭借经济危机提供的机遇在选举中取得突破。

其实，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有迹象表明，很多选民丧失了对政党的信任，不再相信政党能够真正改变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自由主义者30年来“别无选择”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成果。这种观点把经济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政治决定对经济规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政治行动作用的怀疑成为选举中弃权人数愈来愈多的一个原因。这一趋势在下层民众中表现更为明显。

客观地讲，在欧盟所有各国，激进左翼政党都未能发挥出全国层面的团结作用（团结工会、协会等组织），进而导致自身处于弱势局面。各国激进左翼政党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议会选举结果大体是6%—15%的中数，一般低于10%，影响力有限。当然，由于资本主义仍深陷危机，激进左翼政党仍具有生存空间，甚至在一些地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上述南欧三国激进左翼政党所取得的进展。然而，在西欧，激进左翼政党却始终未能发挥主流作用。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从而使激进左翼政党得到了原属于社民党阵营的一些思想“较左”的民众的选票。换句话说，主要是失意者、生活状况和生存条件不稳定者支持激进左翼政党。因此，激进左翼政党远未达到19世纪民主主义政党和20世纪共产主义政党所达到的民众支持度。

欧洲左翼力量的困境：缺乏特色和共识

一、中左翼政党日益“居中”，身份特征已不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对西欧社会的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特别是中间阶层日益扩大，淡化意识形态倾向不断发展，对以中下群体为社会基础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产生了严重冲击。西欧发达国家传统工人的数量急剧减少，直接影响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基础，使各国社会党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

为了应对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也为了政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重新确定自身的依靠力量，努力扩大政党的选民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以争取中间阶层作为奋斗目标，并且把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作为调整政策的出发点，以期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

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所实施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第三条道路旨在从社会新变化出发，进一步向中间层渗透，向全体选民最大限度地开放，寻求跨阶级的支持，扩大自己的生存基础。这种调整部分地适应了西欧社会的发展现实，但重心的转移也在事实上抛弃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致使这部分民众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参加选举投票，或是转而支持其他政党。欧洲社会党在理论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变革，在力图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

二、欧洲左翼党：内部杂乱多元无共识

欧洲左翼党成立之初，在遭受质疑的同时也曾被寄予厚望。不过，从这些年的实践看，欧洲左翼党在欧洲层面上还不能发挥与其他主流政党相当的作用，迄今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也非常有限。欧洲左翼党始终被诸多矛盾和问题所困扰。

一是缺乏统一的行动能力，未能团结起应该团结的力量。欧洲左翼党自成立以来，在雅典、布拉格、柏林等地召开了多次代表大会，形成了一些决议，认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提出要建设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的“另一种欧洲”。然而，这些决议更多是停留在纸上，未能化作统一的行动。

二是未能达成共识，并制定出具有说服力的政策。欧洲左翼党在欧洲未能形成统一的声音，更未提出可行的参政、执政方案，因此也就没有被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接受。造成这种困难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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