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年第5期，第-页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欧洲多重危机前所未有地拉大了超国家规制与国家自主权之间的张力，反一体化汹涌澎湃甚至发生了脱欧现象。在民族主义回潮和成员国要求“撤回”决策主权的同时，“欧洲主权”呼声又起。“欧洲主权”旨在通过强化外部威胁和共享更多主权以增强欧盟凝聚力。成员国和欧盟层面逆向而行的“主权”诉求带来了“主权困惑”。“主权困惑”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权力和利益关系的交汇与竞争。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表明欧洲一体化具有一定的韧性，这种韧性主要源于高度相互依存的机制网络、法德引擎的推力及欧盟架构具有实现成员国利益目标的功放器作用。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欧洲主权战略自主决策自主权法德轴心

自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国内反一体化和反欧盟浪潮高涨的情势下，欧盟成员国政府越来越抵制超国家机构对本国决策的过多干预，并要求从欧盟撤回更多的决策主权，甚至采取去一体化行为。与此同时，随着国际体系演变、欧美盟友关系前景不确定、国际竞争加剧，欧盟提出了“战略自主”概念，发出了“欧洲要拥有更多主权”的呼声，要求成员国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成员国与欧盟层面逆向而行的“主权”诉求带来了欧洲的“主权困惑”。这种困惑反映了欧洲一体化所需的主权让渡与成员国坚持的自主决策权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一体化进程中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然而，时至今日，欧盟已经拥有28个成员国，其多样性和差异性与超国家层面统一的制度、规则和规范越来越难以协调。欧洲的“主权困惑”还表明，尽管成员国抵制超国家机制干预国内政策，但却难以放弃欧盟大厦的庇护。因此，尽管反一体化势力汹涌，但英国脱欧并未引发连锁反应，极端右翼政党在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相反，最近两年欧盟成员国政府还就一体化发展的一些重要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委会）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倡议。总之，欧洲一体化体表现出一定的韧性,即一体化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或恢复常态的能力。

自年下半年起，新一届欧盟机构领导人将陆续履新，欧盟能否借外部环境压力整合内部分歧而“联合自强”，国际社会将拭目以待。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无疑对正在深刻演变的国际体系具有重要影响。

一、多重危机与欧盟的战略焦虑

纵观历史，欧洲一体化经常因为艰难的政治博弈而陷入危机。然而自年起，欧元危机、难民危机等接踵而至，超国家机构无力应对，欧盟政治分裂加剧；而随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演变加快，欧洲对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倍感焦虑。

（一）多重危机造成欧盟政治分裂

一方面，欧元危机导致欧盟内部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政治关系紧张。在年希腊债务危机初起阶段，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最大的债权国德国要求希腊政府在其他救助到来之前首先自救并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债权国严苛的救助条件致使希腊经济严重衰退，国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希腊人由此反德情绪高涨，希腊媒体甚至将德国总理默克尔描述成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对债务国的紧缩方案招致不少批评。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指出，在援救希腊过程中，德国并没有采取合理措施，而是通过“三驾马车”对希腊采取有害的“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意大利经济长期衰退，难以取得实质性增长。年原本就债务高企的意大利政府为促增长实行大规模减税政策，并制定了大幅提高财政预算的计划。德国、法国及欧委会不仅坚决予以拒绝，而且要按照欧元区治理规定对意大利预算高赤字课以重罚，导致意大利与法德及欧盟关系紧张。而债权国对债务国实施“救助”又被本国民众批评蚕食国家税收，反对救助、反欧元、反一体化的极右翼政党趁势壮大力量。

另一方面，难民潮和移民危机不仅表明欧盟周边治理政策失败而且造成成员国关系恶化。欧盟周边治理具有很强的“条件性”，这些附加的条件实际上是欧盟制度、规范的输出，政策千篇一律，缺乏因地制宜，与治理对象的期待及其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不符。政策实施的结果不但没有稳定周边，反而使欧盟陷入了利益与观念相互冲突的“政治正确性困局”。

更严重的是，周边地区局势动荡导致大量难民和移民涌入欧洲。面对棘手的难民和移民问题，成员国之间意见分歧较大，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与法德矛盾尖锐。年在德国政府的力促下，欧盟强力推行“欧洲安置项目”，以接近硬性摊派的方式向各成员国分配难民安置配额，引发了中东欧国家与德法和欧盟之间的尖锐矛盾。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甚至表示拒绝接纳任何难民，即便遭到欧盟制裁也在所不惜。西欧国家则指责中东欧国家自私自利，只想从欧盟得到好处而不想承担责任。而中东欧国家则认为，德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动议是为了日益老龄化的德国社会提供远期的经济收益。

（二）战略环境的变化

在内部政治分裂的同时，欧盟的战略环境也日益严峻。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原则下的对欧政策。与历届美国政府相同，特朗普政府继续要求欧洲盟友增加北约安全防务开支，同时反对欧盟旨在提高自主行动能力的欧洲防务合作。特朗普对欧政策的最大挑战是削弱欧盟战略利益所依赖的重要基础即欧洲一体化、欧元和全球多边主义。欧洲一体化、欧元及全球多边主义是欧盟及欧洲大国追求全球角色、维护和增强自身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关键载体。特朗普政府支持英国退欧，寻求与欧盟国家双边贸易关系，退出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等国际多边机制，这一系列举动威胁到欧盟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不仅有关欧盟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角色和国际影响力，更关系到欧盟的低碳能源战略和产业创新。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制裁伊朗，不仅损害了欧洲企业的利益，而且威胁到欧洲的经济主权，还可能加剧中东乱局，再一次引发难民危机。

在国际结算、金融服务监管、公共采购、数字经济、数据保护、新能源技术及油气供应等领域，欧美竞争也异常激烈。欧元危机加大了欧盟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年欧盟28国GDP总量是美国GDP的.24%，而到年这一比例下降至89.11%；年欧元区19国GDP总量占美国80.4%降至年的64.93%。

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欧盟认为中国对其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年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了《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欧盟调整对华政策，将中欧关系定义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欧委会建议充分利用贸易防御工具、公共采购规则、国家援助规则，以及投资安全审查与并购控制等手段，与中国建立更平衡和互惠对等的贸易投资关系。

在欧盟看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对欧盟形成巨大挑战。欧盟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于年6月13日出版的研究报告认为，中美两极国际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这对欧盟来说将是一场噩梦。由于美国和中国是欧盟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欧盟如果要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队将会极大损害自身利益。尽管欧美经济依存度更高，利益趋同的领域较多，但中欧贸易关系举足轻重，欧盟将中国视为战略性市场，看重中国的经济分量和市场潜力。根据欧盟统计局数字，从年到年，美国从占欧盟贸易总量的25%下降到17.1%，中国则从5%上升到15.4%，其中，欧盟对中国的服务业贸易处于持续顺差状态。

欧盟担忧来自俄罗斯的混合威胁，认为俄罗斯对欧洲大陆既存在传统的领土安全威胁，也有黑客入侵、舆论宣传、干预大选、虚假信息等新兴威胁，因此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挑战。

此外，欧盟领导人将美中俄大国视为挑战和威胁。欧洲智库讨论针对大国实施软制衡战略的可行性，如通过国际制度、非正式结盟和经济制裁等手段平衡大国权力，以及探讨中等强国维护和改革自由国际秩序的作用和议题优先。

总之，欧盟对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倍感焦虑。从国际竞争力看，根据《-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欧盟在经济和竞争力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投资水平低下，尤其在数字技术、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存在缺口；就业市场需求不足，青年失业率高企，一些国家中等水平技术工人的就业率出现下降，等等。尽管欧盟整体上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外交影响力、规制能力等，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欧盟及欧洲大国有追求塑造国际秩序的雄心，但欧盟权力资源的使用受其体制结构的限制，难以有效配置和统筹协调战略资源。因此，欧盟基本上期望一种相对平衡的国际权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欧盟借助单一市场和全球多边机制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余地较大。

二、决策重心“再国家化”与“欧洲主权”倡议

多重危机不仅造成欧盟政治分裂也导致了民族主义回潮，成员国要求决策主权“撤回”，欧盟决策重心转向成员国政府。与此同时，面对战略环境的变化，欧委会主席容克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大声疾呼“欧洲应当拥有更多主权”。

（一）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

传统上,欧洲一体化通常是精英的事业,脱离了大众政治视野。然而随着欧盟的法律、规则和指令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成员国公众的日常生活,而当各种危机爆发时，欧盟超国家机制又无力提供解决方案，欧洲一体化和欧盟越来越成为政治议题，与成员国的大众政治和政党竞争联系起来。在欧盟成员国国内大选中，反紧缩政策、反移民政策、反建制派等议题成为热点。右翼极端主义政党以捍卫“国家主权”为由反对欧洲一体化政策，左翼极端主义政党则拒绝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点的一体化项目。公众越来越反对更深入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反对超国家机构对国内政策选择的束缚。

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主流政党为确保赢得大选而迎合国内政治反一体化诉求，反而可能抢先一步反对超国家一体化举措和主权让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强烈指责欧盟干预匈牙利自主决策是侵蚀了成员国过多的国家主权，强调成员国而非欧盟机构是欧盟的基础,反对欧委会关于欧洲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反对共同移民政策和抵制紧缩政策。新当选的德国基民盟党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明确提出，欧洲中央主义、欧洲国家主义是错误的方向。欧盟是由主权成员国组成的，国家提供民主合法性和身份认同。

从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看，欧洲的多样性被证明是集中化和标准化的障碍。欧

洲一体化的不对称基础不允许欧盟变成相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具体而言，德国、奥地利及北欧国家属于协调的市场经济，经济增长依靠高附加值制造业出口，较容易达成社会妥协和集体议价；法国及南欧国家则表现为以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商业发展促经济增长，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缺乏协调劳资关系和执行长期增长战略的能力；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则依靠金融市场推动经济增长；而多数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经济治理方式与西欧不同，其市场大多由外力推动。

从治理实践看，欧盟权能范围不断扩大，除了法律、法令的强制外，财政转移、技术援助等政策工具都压缩了成员国的自由裁量权。欧盟的统一规制和规范经常迫使成员国削足适履，导致成员国对欧盟政策的不满，这种状况因欧盟日益增大的差异性而加剧。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报告认为，在欧盟共同规制下，成员国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成效由此带来不同的社会面貌，进而追求不同的欧洲一体化政治目标，欧洲一体化的动力因此失去了共同的目标方向。

（二）欧盟决策重心“再国家化”

年以来，欧盟机构因无力应对危机而领导力下降，民族主义回潮，欧盟权力重心不断向成员国倾斜，欧盟决策重心出现“再国家化”趋势。成员国自愿地向欧盟超国家机构让渡部分主权，通过主权共享增进国家的安全与福利，这是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逻辑。成员国政府接受有约束力的超国家法律制度，执行欧盟制定的共同政策，作为交换，成员国可以得到提高对外影响力的机会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更多庇护。同时按照权力制衡原则，欧盟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政府之间建立了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

然而，超国家规制的不断拓展与僵化导致国家自主权的反弹。21世纪以来，欧盟“双轮脚踏车”的制度平衡逐渐被打破。在欧盟层面上，代表超国家权力的欧盟委员会与代表成员国利益的欧洲理事会之间形成了“竞争性合作”的权力共享模式，原先欧委会专属的立法动议权被欧洲理事会共享甚至接管。欧洲理事会在机构运作中常常突破现行条约中的权力配置规定而发展出新的权力运作模式。欧盟层面权力重心逐步转向代表成员国权利的欧洲理事会。《里斯本条约》为提高欧盟行动效率设计的多数表决机制和“多速欧洲”模式遭遇成员国的抵制也没有得到实质性地执行。

（三）“欧洲主权”倡议

面对内忧外患，欧盟研究专提出，政府间自愿协调模式主导着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是造成危机解决效率低和欧盟领导力下降的重要根源之一。政府间自愿协调模式依赖嵌入式的国家政策协调，高度依赖协商与共识，而由权力和利益不同的成员国通过讨价还价方式进行决策，难以确定共同利益并达成共同政策，即使能够达成政策共识，决策往往以反应性、就事论事方式为主，缺乏战略视野。欧盟领导人和亲一体化的欧洲政治精英也认为，欧洲一体化目前的困难是因为成员国拥有的自主权太多，解决问题需要权力再集中和进一步的政策一体化，必要时成员国需让渡更多的主权。

基于这种认知，欧盟提出了“战略自主”概念和政策目标，倡导更多的“欧洲主权”。年6月英国退欧公投刚一结束，欧盟就出台了《新的全球战略文件》，并提出在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变化的大趋势下，欧盟需要确定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政策立场，增强欧盟作为安全共同体的能力以便开展自主行动；而可持续的、创新的和有竞争力的欧洲防务工业，对欧洲战略自主和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具有实质性意义；“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联盟应坚持和推进自己的价值和利益”。

“战略自主”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学者和智库的讨论。有观点认为，欧洲战略自主包括了责任、对冲和解放三个维度的含义。“战略自主”首先是整合成员国防务资源，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逐步提高欧盟作为安全供应者的能力；“战略自主”的重点是预防战略不确定性，是对美国提供安全担保不确定性的战略对冲；“解放”维度则最具政治敏感性而作为一种愿景，其超出了目前欧盟在安全和防务上的水平。德国国际与安全政策研究所报告将“战略自主”定义为：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中拥有设置政策优先的权力，以及协同使用各种手段执行政策的能力。欧盟是战略自主的框架，因而战略自主还意味着欧盟政治上的不断成熟。战略自主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目标。欧盟“战略自主”概念大致上含有增强自主安全防务能力、独立的外交政策姿态与视角等内涵。

“欧洲主权”与“战略自主”相辅相成。年9月26日，新当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演说时使用了“主权的欧洲”概念。年9月1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发表了主题为“欧洲主权时刻”的盟情咨文，提出欧洲必须成为国际关系中更具主权色彩的行动者。年11月18日马克龙在柏林德国议会讲演中再一次呼吁强化欧洲主权，提出法德联手让欧洲在全球扮演更强大和更有信心的角色，以避免世界陷入混乱。欧洲不能接受在世界政治中扮演附属角色，“欧洲应当更强大、拥有更多主权”。

“欧洲主权”是一个模糊、矛盾且有争议的概念。从法律角度而言，欧盟的权能来自成员国的授权，决策主权决定于成员国而非欧盟。从实际看，尽管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共同体，但其并非主权实体，而仍然是主权国家的联合体。欧盟体系缺乏政治权威，成员国利益主要取决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以及政治力量背后的各种经济力量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影响，欧盟共享的利益难以涵盖成员国的根本利益。另外，欧盟实行多层治理的目标和结果是加强超国家层次和地区层次、削弱成员国层次，这造成超国家实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主权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因此，“欧洲主权”的主要用意在于通过强调外部威胁以增强欧盟凝聚力，促使成员国实施共同战略和政策，降低因安全依赖产生的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提升欧盟国际影响力。“欧洲主权”倡议与成员国捍卫国家自主决策权形成了矛盾与对立，不同方向的主权诉求带来了欧洲的“主权困惑”。“主权困惑”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权力和利益关系的交汇与竞争。一方面，超国家层面的法律和制度束缚了成员国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欧盟整体框架又可以实现成员国单靠自身能力难以实现的利益目标。

三、欧洲一体化的“韧性”

在疑欧和反欧浪潮的冲击下，欧盟经受住了生存大考。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表明，支持一体化的力量仍占主导地位。欧洲一体化表现出一定的韧性，这种韧性既体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与超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也反映了欧盟制度对这一紧张关系的应变与调适。面对凝聚力、竞争力和影响力下降，欧盟及其成员国达成了“重振欧洲”的政策共识。

（一）欧盟出台了一系列“重振欧洲”的举措

第一，提升欧元全球货币地位，增强欧元国际结算功能。自年12月起，欧委会开始广泛征求有关提高欧元国际作用以增强欧洲经济主权的政策建议。欧委会于年6月12日欧委会发表了一份有关《增强欧元国际作用》的文件，提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上，欧元是欧洲人的战略优势，提高欧元地位可以增强欧洲的经济主权，有益于欧洲企业和消费者；建议在外汇市场、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交易、农业和食品及航空制造等领域增加使用欧元交易。欧盟提高欧元国际结算功能的战略意义在于增强欧洲摆脱对美国金融体系依赖的能力，进而保护欧洲企业免受美国实施治外法权的牵连。

按照欧委会的建议，提高欧元国际地位首先需要修正欧洲稳定机制协议，将欧洲稳定机制发展成为欧洲货币基金，减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性；将欧洲稳定机制从政府间机构转为置于欧盟法律框架下，并赋予欧洲货币基金在成员国救助、银行破产清算等方面更大的权力。其他措施还包括加快在欧洲存款保险机制基础上，成员国谈判完成欧洲银行业联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等。

第二，欧洲产业政策提上了议事日程。年3月22日欧盟峰会重点讨论了欧洲产业政策及相配套的政策工具。欧洲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聚焦战略价值链，扶持和打造“欧洲冠军”企业，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规则和行业标准；应对AI、机器人、电池等领域的全球新技术市场竞争，保护欧洲本土关键技术不被外国企业收购。欧洲理事会要求欧委会于年年底前出台一份欧盟产业政策的长期愿景。欧洲产业政策将聚焦那些欧洲共同利益的项目。为此，欧盟建立欧洲创新理事会，设立20亿欧元的启动基金，建设欧洲单一数字市场。

由于欧洲产业政策与欧盟竞争政策相抵触，法、德一直坚持推动欧盟更新竞争政策。另外，实施防御性经贸政策保护欧洲战略性产业发展。一是将贸易防御工具与公共采购政策相结合，修改既有的公共采购规则，建立欧洲公共采购单一市场，突出对等、互惠、透明度和平等待遇原则，将公共采购与劳动标准、环境标准及国家援助等挂钩；年1月，欧委会提出了贸易防御政策工具更新建议，重新讨论被搁置的欧洲国际采购机制法案。欧委会计划于年年中颁布有关进入欧盟公共采购市场的外国投标者和产品的立法框架指南；二是建立了欧盟整体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年9月，欧委会提出了欧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框架，包括审查范围、欧委会职权、成员国权力与义务等。审查范围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重点产业，同时审查外国投资方是否有政府背景及资金支持。年11月20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代表就欧委会提出投资审查框架达成了一致意见。年3月22日，欧洲理事会批准了欧洲投资审查机制，该机制于年4月生效。成员国可以保留其既有机制，但规定了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非歧视、信息交换、保密协定等条件。

第三，加快欧洲防务合作步伐。年6月22日欧盟领导人峰会达成共识，决定正式启动欧洲防务永久性结构合作（PESCO），内容包括成员国定期增加防务预算、参加联合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以及参加定期的防务评估。年12月11日欧洲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由25个欧盟成员国签署的“永久结构性合作”协议。PESCO机制下的项目清单涵盖了军事培训、泛欧医疗指挥、物流中心、网络安全、港口与海上侦察，救助、战略指挥与控制系统及军事机动性等领域。欧洲防务基金是支持PESCO项目的重要金融工具。年6月欧委会正式设立总额55亿欧元的防务基金，年6月又提出了将欧洲防务基金增加到亿欧元的计划。另外，鉴于PECSO框架包容性的低效率，在法国的推动下，年6月，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丹麦、荷兰、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9国防长签署“欧洲干预倡议”意向书，承诺组建一支联合军事干预部队以应对危机发生。

第四，推进欧盟扩大和发展新的欧洲睦邻政策工具。欧盟委员会于年2月6日通过了针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扩大战略，提出了包括法治、安全和移民、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和能源连通、数字化计划、和解和睦邻友好等6方面倡议，并制定了年和年的具体行动计划。欧盟加强与非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地中海非洲是欧洲睦邻政策的重点区域。

（二）支撑欧洲一体化韧性的要素

欧洲一体化的韧性首先源于欧盟的制度网络并因此成为成员国关系发展的基本结构。从制度主义理论看，国际制度对互动单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行为准则规范行为体的行为，起到对互动的管制作用；二是作为期望的聚合体对行为体起到建构作用，即塑造行为体的预期。制度增加预期和减少不确定性，国家参与制度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同意约束自己的行为，能够接受利益的某种损失。

从实践看，欧洲极端政党上台执政没有完全脱离欧盟政策框架。希腊激进左翼政党为了摆脱债务危机的困扰和恢复经济增长，采取妥协与合作的态度，改善了与欧盟的关系。意大利与法德核心及欧委会关系不睦，但相互关系仍会得以维持，原因在于意大利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欧盟的支持。经济议题优先是意大利民粹主义上升的主要障碍，结构性缺陷限制了政治氛围的剧变。尽管意大利不再是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驱动力，但也不会变成瓦解一体化的力量。由于70-80%的贸易发生在欧盟内部，匈牙利、波兰等国对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在欧盟框架内增强话语权，维护决策自主权和自身利益，而非脱离欧盟。

其次是法德引擎的推动。大国协调与合作对区域合作至关重要。法德合作创建的欧洲组织架构保障了欧洲的和平与繁荣，也为两国追求各自的关键利益目标提供了合法性。尽管冷战后法德关系失衡并因欧元启用、欧盟东扩及债务危机而进一步加重。在一些有关欧盟发展的重大议题方面，法德也貌合神离。但法德各自利益与欧盟一体化高度捆绑。在共同的制度架构下，法国借助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经货联盟、欧盟共同预算等，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经济竞争力。法国借欧洲一体化在欧洲和世界上发挥大国作用；德国则通过将自身利益嵌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德国的欧洲”转变成为“欧洲的德国”，而且从欧洲统一市场和单一货币使用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法德相互借重共同维护欧洲一体化。尽管德国是欧盟内经贸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由于历史包袱，德国在扮演欧盟领导者角色方面仍有顾虑。德国治理欧元区的“紧缩”方案和难民政策遭遇成员国抵制，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力仍然需要借助法国的政治优势。英国退出欧盟之后，法国将成为欧盟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是欧盟内国防开支最多和军事实力最强的成员。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复兴”目标需要依靠德国的财力支持。

年1月22日法德在亚琛签署了新的友好条约，双方将继续深化政治、经济及国防军事合作，加强国际事务协调。两国还创建了法德联合议会机制，该机制的主要功能是强化欧洲一体化的“法德引擎”作用。近年来法德两国在无人机研制、坦克等防务技术和设备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欧洲防务共同体建设，力促欧盟制定欧洲产业政策及建立欧盟边境管理机制，等等。

欧盟权力重心向成员国转移趋势也增强了法德两个大国对欧盟议程的掌控力，法德在新一届欧盟机构领导层人选过程中明显扮演了主导角色。

第三，欧盟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具有实现成员国利益目标和国家能力的功放器作用。欧盟整体GDP规模世界第一，年欧元区19国人均GNI美元，欧盟28国为美元。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和最大的进口市场，也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是最大行为体和吸收外来投资的主要地区。年欧元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占全球27.2%（美国25.3%），吸纳外来直接投资（FDI）存量占全球17.8%（美国24.8%）。年欧元区19国的服务和货物进出口项的世界占比位居第一，其中，服务进口项的世界占比为29%，货物进口项为22.5%；服务出口项的世界占比30.1%，货物出口项24.8%。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IMF统计，截至年末，欧元占全球外汇储备货币构成的20.16%（美国62.72，中国1.23%）；在国际货币清算体系中，欧元占34.1%（美国39.7%，中国2.1%；在IMF特别提款权份额分配中，欧元占30.93%（美国41.73%，中国10.92%）。

欧盟在全球多边机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规则话语权。在WTO改革、20国集团全球治理，以及在亚欧会议、欧非合作论坛等地区间合作机制中，欧盟都发挥重要作用。年4月初法德两国外长宣布计划建立“多边主义联盟”，抵制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继续推动全球化与国际合作。欧盟多边主义理念被世界广泛接受。欧盟及其成员国也是国际发展援助最大的供应方。

四、结论

多重危机导致超国家规制与欧盟成员国自主权之间张力加剧，反映了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局限性。“主权困惑”和欧洲一体化的韧性也表明，相互依存的机制网络和成员国之间利益高度交织，去一体化困难重重。尽管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政党没有对欧盟产生颠覆性影响，但多重危机表明目前欧盟治理模式出现了严重问题，更深入的一体化合作困难较大。欧洲一体化研究专家希克斯提出，由于对欧洲事业的“宽容共识”难以维继,“去中心化的联邦主义”模式或许成为拯救欧洲一体化大业的唯一方式，否则，欧盟要么永久僵化要么缓慢瓦解。希克斯认为“去中心化的联邦主义”模式能够使某些政策领域更集中化,如在欧元区创建真正的财政联盟，或建立共同防御结构；在其他政策领域实行更多的权力下放,如成员国选择更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单一市场规制等。这一模式可能会促进更大的政策创新和经济增长，进而可以弱化公众对民粹主义的支持力度。

另外，鉴于一体化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政治议程，社会层面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上升。因而，有学者提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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