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前期的苏联海权发展

（一）斯大林大舰队计划的“流产”

年至年期间，苏联的主要领土目标是东欧与中欧，即麦金德对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的称谓。德国的战败使苏联保留了年苏芬战争中占领的领土，包括卡累利阿地峡，芬兰被迫将波卡拉半岛租给苏联作为空军基地，以及同年增加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等。苏联还从波兰手里夺取了东外喀尔巴阡山，增加了防卫纵深。苏联还侵占了黑海沿岸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一系列的卫星国作为缓冲带，包括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只有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陆地上的不安全感，才能进一步发展海洋战略。

年斯大林重启三十年代末的大舰队计划，设立与军事部平级的海军部，任命库兹涅佐夫为海军上将，制定了发展舰队的五年计划，苏联海军开始由近海防御型逐步转向远洋进攻型，坚持大舰巨炮主义。意图在短期内，建成不少于艘潜水艇、约艘护卫舰、艘驱逐舰、36艘巡洋舰以及4艘战列舰和4艘航空母舰。[]尽管年9月，苏共中央作出加快海军建设的决议，但是赫鲁晓夫中断了斯大林的大舰队计划，大幅消减常规部队力量和常规武器采购规模，意图通过发展核武器来减少军费开支。

苏联的海权战略很大程度受到国内政治要素的考量，国内政治不稳会影响海军发展的目标和速度，如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后都加速了俄国海军的衰落。从国内政治统治的维稳角度而言，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将海军看作动摇统治稳定的潜在威胁。战列舰是作为海上霸主的象征，斯大林的计划主要是出于对个人权欲和苏联大国地位的追求，并某种程度上配合大清洗运动对个人统治的巩固。领导层在权衡国内外安全状况时，如果优先解决内部安全问题、排除异己、稳固统治地位，就可能采取不那么有助于对外安全战略利益的举措。斯大林在二战后依然坚持大舰巨炮，却没有详尽规定发展巨型舰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只是基于巩固个人威望和寻求大国荣耀。

斯大林死后，苏联高层不重视海军和海权建设，由陆军掌握的军事当权派试图依靠核导弹而抹杀海军的战略意义，国内不同部门利益集团的恶性竞争阻碍了苏联由陆向海转型的进程。苏联出现了一系列在扩张和军备竞赛中享有既得利益的政党和军工复合体，这些团体通过互助行为形成了谋取自身利益的帝国卡特尔。苏联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集权体制，可以制衡国内一些狭隘短视的利益诉求，但也同时创造了一种夸大来自外部威胁的国内宣传需求，使领导人的战略偏好不会经过仔细的审察，苏联发展起一种既包含卡特尔成分又包含单一充分的混合体制，军工复合体和负责动员工作的“战斗党”在国内政治联盟的组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由于斯大林自上而下革命的制度和思想僵化，强化了苏联的卡特尔化，推动苏联向着较为激进和全球扩张性质的战略转型方向发展。

（二）海岸防御阶段

在二战后的 个10年，海军主要被视为防御性因素，其主要任务是海岸防御。 优先权被赋予地面部队、航空部队和防空部队。尽管斯大林曾提出过蓝水海军的设想，想要建造重型驱逐舰、巡洋舰和潜艇。但年斯大林去世后，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完全没必要的挥霍，强烈反对库兹涅佐夫旨在从根本上提高水面远洋能力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9艘航空母舰、21艘巡洋舰和艘驱逐舰。苏联决策者将破坏海上交通线作战作为苏联海军的主要目的，将潜艇作为主要手段，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把核武器引入海军。当时，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与海军领导层协商就做出了这一关于海军态势的决定，这反映了海军的地位和苏联国防机构中的权力配置。

赫鲁晓夫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具备反侵略的物质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追求和平的力量，加之核技术与核威慑战略的发展，使美苏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在降低，开始消减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常规军事力量。但苏联时刻面临着西方盟国在苏联漫长的海岸线上突袭的威胁，随着海上强国美国成为主要竞争者，苏联主要安全威胁的地理来源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核动力航母舰载机、巡航导弹和核动力导弹潜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美国航母用核武器从地中海东部和挪威海南部区域袭击苏联本土的能力被大大提高，为此苏联决定用核潜艇来制衡美国的海权威胁，年苏联高层领导人决定，过时的水面舰艇转向主要以潜艇为基础的海军。

年苏联海军将总兵力由60万人消减到50万人，将近艘舰艇退役，许多军舰的生产线转为建造商船，海军的数千架岸基战斗机全部移交给国土防空军，海军位居苏联五个独立军兵种的末位，免去了主张大力发展航空母舰的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的职务。尽管赫鲁晓夫推进导弹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的建造，一定程度上结合了前沿科技，推动了苏联海军向远洋舰队的转型，但导致苏联的海军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压缩了大中型舰艇和航空兵等兵种的力量，不利于苏联海军有效应对多元的海上任务。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由25艘运输船意图进驻古巴，但派往古巴水域的六艘潜艇都属于一般的型号，很容易受到美国海军跟踪，缺乏反制美军区域封锁的手段，遭受美国海军两次盘查，为了避免将危机升级到核武器的程度，被迫撤走了在古巴部署完毕的40枚中程导弹。

（三）海权发展的重新抬头

赫鲁晓夫将坚持扩大海军编制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撤掉，令谢尔盖·戈尔什科夫取而代之，而后者掌管了苏联海军近30年。尽管戈尔什科夫想竭力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但却懂得在政治上精明谨慎，伺机而动逐步接近成功。他否决了建造航空母舰的建议，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核潜艇和水面舰艇之上。赫鲁晓夫一度把持军费，通过牺牲常规武器来换取核武器的发展。

戈尔什科夫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发展潜艇和导弹技术型海军战略极力推崇，得到了赫鲁晓夫的赏识，于年被任命为苏联海军 副总司令，年由于库兹涅佐夫对赫鲁晓夫取消大部分水面舰艇的不满，戈尔什科夫取代库兹涅佐夫成为海军总司令，提出和发展了“导弹化小型舰队”的战略思想，说服赫鲁晓夫保留了现役的大部分“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并于年开始建造装备有苏联 代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肯达”级巡洋舰，并以发展大型“反潜巡洋舰”为名建造了苏联 代航空母舰。

戈尔什科夫认为，此时苏联国力尚弱，如发展大规模的大型水面舰队会消耗大量战略资源，不利于开展国内经济建设，而且50年代美国曾多次设想对苏联使用核武器，为了维护本土安全，苏联需要依托核潜艇、导弹和少量的水面舰艇来制衡美国的航母威胁，以及对敌国本土形成有效的核打击能力，并借鉴纳粹海军的“狼群战术”来威胁北约的北大西洋交通线。戈尔什科夫一面践行“导弹小型化舰队”的主张来迎合赫鲁晓夫，一面委婉的向赫鲁晓夫表达他的“平衡海军”战略，但遭到拒绝。苏联海军在戈尔什科夫的灵活策略下曲折发展，到年赫鲁晓夫下台前，苏联海军拥有各型舰艇多艘，海军飞机架，潜射导弹余枚。

在——年，苏联开始加强对边缘地带的渗透，进而实现对海洋事务的影响。而苏联之所以加强对海洋势力范围的争夺，是受益于一些新的变量影响。欧洲殖民时代在中东、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行将结束；马克思主义影响正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日益凸显其力量；美国欲直接卷入新的冷战冲突的能力受到其卷入越战而引发的美国公众的负面舆论的限制；苏联发展大规模武器出口工业加强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苏联的依赖；而苏联与中国的同盟破裂，则让苏联担心中国会动摇其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

而随着东欧局势的稳固，苏联可以在外交和军事上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并向海洋延伸，扩展到了美国的拉美后院。苏联的海洋战略逐年加大力度，寻求在世界关键航道建立军事政治据点，具体包括：中东与非洲之角——东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东南亚与亚洲沿海——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加勒比海——佛罗里达海峡和尤卡坦海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苏联的海上战略，仍然是更多地关心其它国家使用海洋的方式，至于为它本身的目的而使用海洋方面则关心较少，主要根植于国家安全的需要。

这一时期，军队中 受益者是苏联海军。可以说自苏联成立以来，海军的发展基本上一直都在受到压制，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武力发展海军，而当时其主要的战略目标只要求海军具有海岸防卫的能力，并不需要通过海洋投送兵力。尽管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短暂提出过打造一支旗舰级海军的构想，但苏联却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海上强国。不过，在赫鲁晓夫时期，尽管苏联开始展现出世界强国姿态，但苏联海军在力量投放上依然不足。

二、国家海上威力的建设与苏美海权竞争升级

（一）战略环境的变化增加了对海权的需求

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放宽了对军费开支的控制，对军方有求必应。在两任国防部长——安德·格列奇科以及时任工业部部长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就任期间，苏联军队发展良好。这一时期，对预算问题和优先事务的回避避免了许多争端，但这也使得苏联经济从此背上了愈加难以承受的负担。使戈尔什科夫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扩充海军的规模和实力。再加上随着海上强国美国成为主要竞争者，苏联主要安全威胁的地理来源发生了变化。美国形成的挑战，不同于先前的战争经验，这些经验通常是从与相邻的敌人和传统陆权国——如拿破仑法国或希特勒德国作战中获得的。在远程飞机的支援下，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和装载“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使苏联领土面临遭受攻击的重大威胁。

冷战中后期的苏联地处两极格局，且是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其权力投射的横向范围具有全球性；在纵向要素上是以政治和军事地缘格局的塑造着著称，并借此实现跨领域的影响。陆权与海权对抗的相对优劣变化，加上体系结构中的大国战略力量对比，决定了苏联战略转型的可行性和发展极限，为战略决策层的地缘战略取向认知，提供重要支撑。苏联与威廉二世德国都属于挑战式崛起的代表，但苏联在挑战遭到有力制衡时可以轻易退却，而威廉二世德国则宁可冒着陷入世界大战的风险。苏联在冷战期间随着自身的持续崛起，在实力大增后，越发表露出实现欧亚大陆霸权，并在海洋与美国两极分治的态势。

苏联对海权的态度随着与美国争霸意向的明显而愈发依赖。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重新使苏联认识到潜艇部署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被证明无效，改变了苏联对制海权的态度，使其认识到同美国相比，苏联缺少高质量的潜艇、强大的水面舰队、以及高明的制海权策略。由于没有有效手段反制美军的区域封锁，苏联海军被迫接受美国海军的一再盘查，使苏联海军蒙羞。赫鲁晓夫开始反思在海军中出现的兵力结构失衡状况，苏联海军所面临的作战任务才开始真正明晰：战略性轰炸、防御北极星潜艇和航空母舰特混舰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催生了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理论的实践。苏联放宽了对军费开支的控制，海军军费从年占国防预算的15%提升到年的20%；海军吨位由的万吨增加到年的万吨。[]在—年间，苏联的海军费用投入高于美国50%，发展出装备有火箭核武器的核潜艇以及海军航空兵。年，苏联宣布其核潜艇可以潜水抵达全球范围，年宣称核潜艇能够胜任任何进攻性的战略任务。年和年，苏联分别组建了地中海分舰队和印度洋分舰队。到70年代中后期，苏联具备了一支进攻型的远洋舰队，在年，苏联拥有3艘航空母舰、艘水面舰艇、58艘核潜艇以及艘常规潜艇。

苏联开始大规模扩充水面舰队，包括建造更加强大的导弹驱逐舰、巡洋舰、中型直升机母舰和固定翼飞机航空母舰等。勃列日涅夫政府认为苏联与美国差距正在缩小，可以打破美国的海上威胁，这为戈尔什科夫主张海军发展的均衡原则提供了政治市场，苏联试图利用其崛起的海上力量撤出西半球与美国第六舰队撤出地中海作为交换条件，类似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曾建议以美国在土耳其撤出导弹与苏联在古巴撤出导弹作为交换条件。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认知到的外部威胁加剧了国内压力，进而刺激了权力诉求、权力的追求产生了新的威胁、国内压力需要权力扩张来疏导。实际上，苏联决策层采纳什么样的海权战略学说，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威胁主要来自于陆地，在很长历史时期相对轻视海权建设，即使在冷战中后期海权大发展时期，也更多侧重于用海权维护陆权成果。大国海军军备竞赛的剧烈程度，也会影响一国战略转型的进程快慢，正如年以后英德无畏级战列舰的军备竞赛就迫使德国加速了战略转型一样，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海上威胁，需要发展对称的海上力量。至年、至年苏联军费开支的大幅增加都是担心西方可能的军事进攻，而至年军费逐渐减少是苏联与西方关系缓和，对西方的进攻威胁不那么担忧。正如乔治·凯南所言，俄国人行为的根源是传统的本能和不安全感。

变化了的安全环境促使苏联海军总司令（～年）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得以说服政治领导人，海上力量应用来与美国竞争，并应以制海权为目标。这一变化还使戈尔什科夫能够成功地挑战了认为俄罗斯仅仅是陆权国家，海军无非是海岸警备力量的主导看法，强力推动了引人注目的造舰计划。海军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较强的地位。在由空中、水面和水下能力联合行动组成的严密的层级防御支持下，苏联潜艇还可以隐藏在北极冰盖之下，以确保苏联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采用弹道导弹核潜艇给了苏联海军一个新维度，它超越了“老海军学派”与“新海军学派”的分歧，受核武器运用和核威慑的逻辑指导。“战略堡垒观”也决定了海军通用兵力及航空兵的任务，其主要使命是保护海上“堡垒”。苏联海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生存，第二位的使命是从欧洲侧翼支持战区地面作战。

苏联海军力量的上升发生在美国海军建设的衰落时期，对苏联海军建设的更合理的解释是为了帮助保卫它在海洋世界已经获得的据点，而不是用之作为在海洋进一步扩张的基础。苏联舰队的主要问题是它们的海外基地的不可依赖性，而基地对他们的行动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自己没有独立的深水运载能力。亚历山大港、柏培拉港、亚丁港、阿萨布以及马萨瓦等都是得而复失。西恩富戈斯的作用最多就是与美国的关塔那摩基地及基韦斯特岛基地抵消；金兰湾已被美国在关岛、冲绳岛以及菲律宾的空军与海军作业破坏而失去效力；科纳克里基地被美国在亚速尔群岛以及阿森松岛的设施所冲抵；苏联在印度洋以及地中海的基地完全受制于西方的空中及海上力量。

苏联认为美国的北极星和海神式潜艇加强了美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苏联需要把海上疆界扩大到传统界线以外，并建立具有可靠战略威慑能力的海军力量。随着年英法联军依托海军攻击苏伊士运河地区，年美军登陆黎巴嫩阻止了俄国支持的叙利亚军队扩张，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军舰在古巴周围水域建立了警戒线，使苏联领导层更深刻认识到，在海权与陆权战略力量的攻防对比中，陆权主导国要想与海权大国争夺地缘主导权，就必须发展对称的海上力量来制衡海权主导国的海军。不能全然认为苏联海军的大发展是受到古巴导弹危机中对美攻防对比落差的刺激，只能说危机调整了战略转型的进程和方向。

年中东的六日战争，对苏联的海军扩张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苏联意识到要想获取世界强国地位、提升海外影响，需要拥有能够在远离本土采取行动和进行干涉的海军力量。[]六日战争结束后，苏联使用了埃及港口和海空设施，提升了其在地中海的海军活动规模、质量和效率。为了扩大苏联海外势力范围、联络海外盟友、提升实战能力、牵制美国海军行动，苏联不断增加舰队和商船队的数量在更远的范围内活动。

斯大林就曾指出，红色海军应当去支援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红色舰队应当开进全世界所有的海洋中去，努力使苏联从被包围的海域和其他地理限制中解脱出来。海运需求大增的直接结果是本国船只载运的对外贸易量占比减少，年苏联能掌握的船只只有艘深海货船，增加了租用外国船只所产生的货币储备大量流失的现象。为了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也需要苏联建造足够强大的商船队和为海外利益保驾护航的海军。保护和利用北冰洋航线对苏联的战略利益愈发重要，一旦北冰洋持续变暖，苏联如果掌握可控的北冰洋航线，可以减少被敌方控制苏联入海口的可能性，船队自由出入大西洋和太平洋而无需离开苏联的领海。

（二）远洋进攻性与近海防御性军事力量相结合

对进攻性军事战略学说的推崇，使苏联扩大包括海军在内的常规性进攻力量，以便把美军从欧亚大陆板块上驱逐出去。苏联的海军和海权战略由近海防御转变为远洋进攻，海军、海外贸易、海外基地等被视为苏联打破西方海上封锁、推进全球扩张的主要手段。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科贝特关于联合使用海陆军力量的观点，提倡统一军事战略，在核时代，海军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完成对敌陆地目标作战和保护本国领土免遭敌海军突击”，戈尔什科夫指出，传统的海军大国对海洋的完全支配已结束，苏联应该建设一支能够解决进攻性的战略任务的远洋潜艇和火箭导弹舰队。

强调海军的对岸作战功能，这点区别于马汉的制海权理念，强调制海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提出发展一支苏联式的均衡海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目的，水面舰艇和空中力量的支持都是潜艇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苏联海军的整个结构应该是均衡的，即在主要力量和辅助力量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比例，海军的均衡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戈尔什科夫的海权理论思想中，其核潜艇的要素满足了赫鲁晓夫的核威慑预期，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戈氏的理论也有助于苏联开战与美国的全球争霸。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戈尔什科夫的海权战略思想得到决策层的认可和战略贯彻，对苏联大规模的由陆向海转型发挥了核心作用。

苏联从至年代进入到了地缘战略转型的高潮，在保持强大陆权力量和战略影响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建立了仅次于美国的远洋海军和海外势力范围。尽管在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的海上力量和海外势力范围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没有发展成威廉二世德国的陆海并重模式，也没有出现美国直接从陆权国发展为海权主导国的颠覆式战略转型，仍然坚持了陆主海从的渐进式战略转型模式。军事优先的原则决定着苏联海洋战略的发展进程，“在存在着相互敌对的社会体系下，海军一向居于首位”。

苏联开始真正寻求海外扩张和全球霸权，打破了斯大林和沙俄时期只对毗连领土进行大陆扩张的传统政策。苏联开始进行打造大海军的战略计划，形成苏联远洋海军核心的是携带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导弹巡洋舰、情报勘探船，舰队受到远洋海军及重型运输机的支持，此外，苏联船厂生产 规模的商业舰队，包括许多具有执行军事任务能力的商船，除了在北方、太平洋、波罗的海以及黑海的舰队之外，苏联海军还长期驻扎在地中海及印度洋。

年戈尔什科夫被提升为舰队司令，从而在军队的等级制度层面获得了与战略火箭部队和地面部队总司令相同的地位。戈尔什科夫认为，在存在着相互敌对的社会体系下，海军一向居于首位。并强调优先发展核潜艇和海军航空兵，并平衡兵种结构，实现多兵种之间的协同功能。戈尔什科夫将核武器与海军的结合，开辟了苏联特色的海权发展模式。即使在海权的黄金时期，苏联国防部的主要领导岗位仍然由并不充分理解海军在武装力量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人所占据。[]戈尔什科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形成的“战略堡垒”观念仍然反映了俄罗斯主要作为陆权国家的陆上军事偏好，强调在各个进出水道上建立层级防御和海上缓冲区，确保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生存，从欧洲侧翼支持战区地面作战。

（三）对美国进行直接的海上威慑

年起，苏联海军开始在巴伦支海、波罗的海、黑海、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日本海、鄂霍茨克海等海区同时进行全球性海洋演习，年，苏联先后进行了海洋1号和海洋2号的全球性海上军事演习，检验了海军承担多重作战任务的职能。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核潜艇数量上对美具备显著优势，[]年，苏联海上核力量数量上已远超美国，[]注重多兵种协同作战，重视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并突出“海军对陆地”作战，在距本土不远的一些海域如东地中海，对美国海军形成了相对优势。[]到年代，苏联已建成包括波罗的海、北方、黑海、里海、太平洋等五个舰队在内的远洋海军，共有水面舰艇艘、潜艇艘、海军航空兵飞机架。苏联海军超越了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海权强国。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苏联积极部署海军进入地中海，遏制美国海军介入中东战争。苏联介入加勒比海事务，而年7月，由七艘舰只组成的苏联小舰队对哈瓦那进行的友好访问，可以视为苏联 次有意图地在加勒比海地区公开显示海军力量。同年，苏联在地中海部署的海军，有效遏阻了西方对利比亚卡扎菲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干涉。苏伊士-红海航道和马六甲海峡都曾置于苏联受援国的部分控制之下，苏联对传统上西方治下的海上战略通道特权形成了重大挑战。苏联在西非海岸部署海军，经常派舰艇编队前往加勒比海等地。苏联在古巴海岸线上拥有了大型的海港军事设施，直接威胁到美国后院。（如在古巴南海岸的西恩富戈斯港开始修建一个核潜艇基地。）年苏联潜艇进行了环球水下航行，此时美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人口都在苏联核潜艇的导弹射程之内。

到年，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居于苏联海军舰队的第二位，苏联海军在日本海域频繁活动，在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上，对日本寸土不让。随着美越战争的爆发，苏联以援助越南为由，经常派遣舰队在中国南海集结，进驻越南金兰湾等沿海港口，对中国大陆和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构成严重威胁。苏联在亚非拉地区建立了31个海军基地，加大了对波斯湾海域、红海海域、好望角和马六甲海峡等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扩张，成为具备远洋投射能力的全球海洋强国。此外，苏联的运输船队、捕鱼船队、科学考察船队以及国家的船舶工业，尽管苏联执行军事优先的政策，但是在经济等非军事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四）在全球其他海域提升制海权实现权力 化

勃列日涅夫寻求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提出准备同时打赢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积极进攻战略，加速了苏联的海权转型，建成了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地中海分舰队和印度洋分舰队，分布实现了在北欧、南欧、加勒比海、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等海域的海军战略存在。该时期，苏联还推动了运输舰队（商船队）、渔业、海上科考、船舶制造等国家海上威力的组成部分的均衡发展。

苏联在印度洋、地中海和东亚太平洋区域的海上尚可以解释为是其主要战略利益所在，而加勒比海地区远离苏联，是美国而不是苏联的核心利益区，苏联对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海上活动剧增，这超出了安全考虑的范畴。因此，冷战中后期苏联的总体转型目标是：苏联大陆霸权/苏美海上均势。其中，大陆霸权是根本，海上均势也是了更有效的服务于大陆霸权成果的巩固，反映了苏联重陆轻海、以海制陆的战略取向。苏联的全球海洋战略有三个扩张重点：中东和非洲之角、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南亚。

1.中东和非洲之角

中东是苏联向西方海上霸权挑战的 个地方，叙利亚、埃及和南也门都是苏联扩大海上势力的主要目标。埃及作为面积 和力量最强的阿拉伯国家，是苏联的首要对象，早在年，苏联就开始对埃及提供援助，同时也对叙利亚进行援助。埃及在西奈半岛战争被以色列击败后，苏联继续给予军事、技术、经济援助，反过来，作为回报，苏联获得了进入地中海沿岸的埃及海军基地的资格，这一海军基地支撑着苏联的地中海分舰队——黑海舰队的一个独立分舰队。

直到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准备一场有悖于苏联意志的对以色列战争，苏联军队被赶走，失去了在埃及的基地。叙利亚的激进派则于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夺得本国政治控制权并强化了统治根基。苏联对南也门的渗透始于年亚丁殖民地从英国手中独立，亚丁有天然良港，能够为苏联在红海和印度洋的海上战略服务。苏联的渗透还延伸到非洲之角，以便完全控制红海南端，苏联卷入了与沿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角海域相邻国家的事务，通过将非洲之角沿岸的阵地与南也门据守的阵地相连，苏联海军将凭借监视美国及盟友空军与海军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活动的监视设备，实现对亚丁湾两侧的控制。

在非洲之角，由于年索马里军事政变让穆罕默德·赛义德·巴雷将军执掌了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苏联对其进行了援助。作为交换，苏联得到了在亚丁湾对面的柏培拉港口北部以及在南部的摩加迪沙建立海军与导弹基地的权利。但在年发生了埃塞俄比亚事件，迫使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个盟友之间做出选择，由苏联支持的军政府推翻了海尔·赛拉西皇帝，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埃塞俄比亚在年则正式终止了与美国的同盟，转而与苏联结盟。年，苏联与古巴的援助还让埃塞俄比亚人得以击败厄立特里亚叛军，从而为苏联得到位于马萨瓦和阿萨布的红海海军军事基地扫清了障碍。

2.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随着年苏伊士运河的重新开放，苏联获得了经由东地中海与黑海直接进入红海的权利，加上在陆地上的邻近，这为苏联人在中东提供了相较于地处更遥远的西方列强的战略优势。但是苏联不得不利用漫长的海路或者飞越大陆来为当地的共产党活动提供军事支持。在西非，年从法国手中独立的几内亚与苏联开始密切往来，尽管出现波折但最终恢复，科纳克里成了苏联的军事侦察机基地和苏联海军在几内亚海岸常设的巡逻基地。

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并接受来自苏联的援助、设备和培训辅导，以及来自古巴空军人员的帮助。贝拉开始成为苏联印度洋海军分舰队的基地。苏联的两个南部非洲盟友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两个海岸基地，具有战略价值。从监视着莫桑比克海峡的贝拉基地，苏联对美国第五舰队以及对它建于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空军基地构成了挑战。另外，从贝拉还能监视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通过海峡进入好望角的大洋航线以及开往大西洋的船只，安哥拉让苏联能够监控自大西洋一侧绕过好望角的航线。

3.东南亚及亚洲海岸

对东南亚与亚洲沿岸，苏联对越南北部的控制已经由年对越南的分割得到确定，随着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中越关系破裂，苏联成了越南的主要盟友和援助来源，作为回报，苏联则长期租用了监视中国南海的金兰湾海军基地。在南亚地区苏联自中苏关系破裂后开始加强对印度的军事与经济援助，进而有助于间接实现彼得大帝遗嘱所确立的南下印度洋的海洋战略，并从中国的西南侧翼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对拉丁美洲的渗透，是苏联将冷战延伸至美国最近的战术及战略范围之内的的加勒比海地区，古巴作为俯视着佛罗里达海峡和墨西哥湾的国家，为苏联提供了在其家门口挑战美国的机会。随着年美国发起的猪湾入侵行动失败让赫鲁晓夫苏联更加大胆，大力强化古巴武装部队，在岛上建立苏联导弹基地。肯尼迪美国通过海军封锁迫使苏联放弃了在古巴部署导弹。另外，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被美国掌控，因而使美国可以控制向风海峡和大西洋与加勒比海之间的航线，以及从北面保证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尽管古巴继续作为苏联海军及其监视活动的基地直到苏联解体之日，但随后美苏两国都更多寻求代理人战争或代理人之间的军事政治对抗，而尽可能避免美苏直接的对抗和冲突升级。

（五）扩展海外利益

苏联对海外利益的追逐也是争霸目标指导下的一种体现。这一时期苏联的捕鱼量从年的万吨增加到年的万吨，仅次于秘鲁和日本，在世界渔业国家中居于第三位。[]深海渔业资源取代内陆资源成为苏联持续增加产量的主要来源。为了积累海洋知识、服务天气预报、完善船舶设计、勘探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苏联需要大量技术先进的海洋科考船。

海外利益的集散会影响到国家的海权战略选择，但它不会单独发挥作用，而是适用于摩根索“以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通过战略实力对比的消长变化来不断调整对海外利益规模和重要程度的界定。尽管苏联秉承军事建设优先的原则，在年以前，苏联的海上部署主要是单纯的海军事务，不太注意政治上的利益，但随着海外贸易、运输船队、渔业、海上科考、船舶制造等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对海外基地、盟友的诉求，以及在海外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输出需要，对苏联由陆向海的战略转型起了诱导作用。

苏联逐渐认识到，在核恐怖平衡的两极世界，要进行海外扩张，一支海军还是不可或缺的。有了海军，一国就可以在远未建立其空军和地面部队基地之前，在一个新地区显示它已存在于这个地区，表达其为同盟者提供援助和保护的良好意愿，确保武器安全送达。而且，由海军舰队护航的船队，受到截击的可能性比一艘私运军火的船只要小得多。

二战后，苏联的对外贸易总价值由年的14亿卢布增长到年的亿卢布。[]年苏联与外国的海上贸易量已增加到每年0万吨，海运货运量大大超过了传统的铁路运输，年海运货运量几乎占所有运输方式货量的一半，成为对外贸易运输的主要方式。[]石油是苏联最重要的海外输出商品，石油产量已经达到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但国内生产的扩张，开采较为偏远的油田导致成本不断提高，需要从中东补充国内的供应。

按照戈尔什科夫界定的与苏联发展海上威力相关的经济诱因包括：为了建设运输船队、捕鱼船队和科学考察船队，研究和开发海洋资源的海洋科学，为建设这些船队服务的各种工业部门，开采和加工海产品的各种工业部门，以及学者、设计师、工程师、技术员和掌握着各种复杂技术专长的海员光荣大军等。

三、冷战后期的海权战略收缩与原因

尽管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苏联，是海权发展的黄金时期，动摇了美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在陆权和海权与西方世界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战略均势，而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海权手段的主动出击，不仅巩固和扩大了既有的陆权优势，还通过从陆权到海权的转型打破了海权国对陆权国战略封锁的历史困境，提升了自身的地缘战略地位。

但即便是在当时，苏联海军还是无法与美国海军相匹敌。举例来说，与美军相比，苏联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编队在其核力量中所占比重要小得多；而在攻击性航母方面，苏联还是一片空白。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曾经针对反潜作战发展过“莫斯科”级直升机航母。70年代早期出现了体形更大的“基辅”级，除直升机外，它还可以搭载垂直起降飞机。

但当时苏联只是建造了几艘，而且无论在吨位还是攻击力都与美国航母有较大差距。即使是在海权的黄金时期，苏联国防部的主要领导岗位仍然由并不充分理解海军在武装力量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人所占据。戈尔什科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形成的的“战略堡垒”观念仍然反映了俄罗斯主要作为陆权国家的典型思维。这一战略观念强调在各个进出水道上建立层级防御和缓冲区（包括海上缓冲区）以寻求安全，其重点放在核潜艇上，将之视为未来战争制胜的关键。

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苏联的地缘战略扩张势头，尽管美国在 期间军备费用迅速上升，但它们后来又遭缩减，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想控制“军事工业综合企业”。

到年，苏联军事花费几乎赶上了美国。从年至年，美国的防卫支出总计亿美元，而苏联则为亿美元。美国仅在罗纳德·里根政府期间才大幅度 。苏联军费开支 的部分是导弹与空军，核武器平等地位也已经实现，但与此同时苏联舰队的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花费。苏联在其GNP仅为美国一半、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与美国军事开支的比肩，但由于越来越受到食品及消费品短缺及高新技术落后的困扰，加上由里根政府大力发展武器带来的进一步压力，苏联对于武器竞争已力不从心。

截止年，美国年度防卫开支是亿美元，苏联是亿美元，苏联已经无法弥合两国军备差距的扩大。尽管苏联在国防预算上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但是其国民生产总值已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随着中国开展改革开放、与海洋国家和解，调整传统的大陆倾向，其战略结果是东亚作为世界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和全球权力方程中的一个新的平衡力量的诞生，进一步动摇了苏联的扩张性海洋战略的根基。

由于自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耗尽了有限的国力，使戈尔巴乔夫在—年撤出苏联军队，彻底为伊斯兰圣战组织迅速登台让出了道路。苏联向海洋区域的过度渗透被证明是严重的地缘战略错误，在将冷战扩展至西方拥有 军事、物流以及经济优势领域的地方，苏联是在助长敌人的长处。地理因素塑造了各种事件，但不具决定性意义，是政治领导人的政策与决策决定了全球地缘政治结构。

除了美国本国国力相对于苏联的巨大优势外，联盟实力作为国家战略实力的自然延伸，在苏联的地缘战略中一直处于疲软状态，其缔结的华沙条约组织除苏联外，基本没有海洋强国。而北约组织则有英、法等传统海上强国，一旦苏联国力衰落后，其海上战略资源的投入将缺少联盟的补充作用。在中苏同盟破裂后，西方盟国的主要水面作战舰艇是华约的2倍，海军飞机是华约的3倍，潜艇与华约大致均势，苏联的海外势力范围也无法与在全球拥有军事基地、部队和舰队的美国及盟国相提并论，在攻防对比中处于严重劣势。

苏联从年代初期就面临可能与北约和中国同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两线作战的威胁以及内线调动的地缘距离限制，使苏联要分出一部分陆上力量来对中苏边境进行守卫和做出进攻性部署态势。从年以来，苏联经济发展进入到相对停滞的阶段。工业生产增长率长期稳步下降，以至于到年代的末期，每年只增加3%～4%，而且仍在下降。[]苏联国防开支在国民总产值中比例太大，苏联面临着分配海上和陆上安全战略资源投入、经济建设和国防开支的两难选择。

虽然年后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率在逐步下降，但国防开支占比扔是美国的2倍。此外，苏联总人口出生率也持续下降。一旦苏联国内政府政权的脆弱性过高，连同战略和经济实力增长乏力，就会从根本上限制苏联汲取和动员本国战略资源实现地缘战略转型的动力，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国内政治的混乱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乏力最终从内部瓦解了苏联，终结了战略转型的正向发展趋势。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美国在年后出现经济复苏，推行战略防御计划，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而苏联政治领导集团僵化、经济疲软，国力日衰，为了应对外部威胁、摆脱国内危机，收缩了海权扩张的战略态势。逐渐放弃了军事优先的方针，对海军建设的热情也逐渐降温，苏联海军建设重点强调完善兵力结构、缩小数量规模、提升装备质量。戈尔巴乔夫不再追求与美国的全球争霸，因此，在海权战略方面，将远洋进攻转为区域性防御。苏联海军停止介入海上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减少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减少自身在外的军事存在。

截止到年，苏联仍然有能力大规模建造舰艇、海军飞机、装备先进导弹和电子设备的潜艇、水面舰艇，还是一支具备远洋进攻能力的海上强国。即使到了年，苏联海军仍拥有艘潜艇、艘大型水面舰艇，苏联海军的排水量仅比美国少6万吨而已。但从年到年，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大裁军运动，在军事力量的发展上遵循合理够用的原则，放弃了与美国争霸海洋的目标，戈尔什科夫下台，远洋进攻战略被区域性防御战略取代，更加侧重保证苏联海岸线、海上交通枢纽等战略地带的安全。随着苏联的解体，其由陆向海的地缘战略转型也戛然而止。

苏联在某种程度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论述，即追求权力 化有助于实现国家安全，地理、历史和战略观念层面对苏联传统和本能不安全感进行了塑造，苏联通过推进持续有效的扩张来提升权力地位，获取更高的国家威望，进而缓解地缘压力。当苏联在利用权力的扩张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手段时，也在潜移默化的将权力本身视为目的，这符合摩根索将权力同时看作手段和目的的假设悖论。但同时，苏联在不能轻易取得权力扩张成果之时，也会迫于形势维护基本的权势现状，并非完全无节制的用战争手段增强权力。

苏联领导人和海权战略规划者相信，一个世界大国的外交利益和国际地位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对国际声望和形象的追求，为苏联大型蓝水海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蓝水海军被视为有权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显赫强国的力量象征。俄罗斯的历史经验是，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在世界事务中分量的加大，总与海军的壮大同时发生。虽然如此，为使国防经费的分配有利于海军，其他决定性因素，如经济增长、适宜的战略环境和国内政治环境等也都是需要的。

四、后冷战时代俄罗斯海权的缓慢复兴

（一）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海权战略要素的负面影响

苏联帝国的垮台使欧亚大陆的中心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则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在西部的边界则退回到了伊凡雷帝统治时期（年左右）。[]尤其是乌克兰的独立，使俄罗斯失去了一大块潜在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罗斯人极为接近的人口大国，也让俄罗斯失去了在黑海的主导地位。由于较低的出生率、较高的死亡率，以及人口的移出，俄罗斯的人口从苏联时期的2.93亿下降到1.4亿。

苏联的解体冷战后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尤其是表现在之前核心区的收缩、一些矿藏储量丰富的有效国家领土和空旷区的丧失以及领土边界的变化等方面。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拥有世界上 的政治大陆：从西到东跨越11个时区，绵延英里，从极北到黑海、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南部山脉绵延英里。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和俄罗斯一样的恐惧纵深。这一因素又被庞大的核武库加强了。俄罗斯目前仍拥有7.54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4%，总疆界为5万公里，其中海岸线长 万公里，面向太平洋、北冰洋和大西洋，濒临黑海、波罗的海、巴伦支海、白令海等10多个边缘海，在俄罗斯的陆上邻国中，除中国外，都是中小型国家。[]俄罗斯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所依托的重要竞争优势，正是由于3至8年油气价格的飙升，才能解释其海洋战略雄心的突然膨胀。而庞大的核武器库仍提供着最主要的安全保障。

苏联的海洋战略对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受到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历史影响，冷战后俄罗斯开始重启地缘战略，并在效仿苏联海权发展模式同时，也在意图避免重蹈苏联过度扩张的覆辙。冷战的结束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就好像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挖走了一样。俄罗斯的出海通道受到钳制，俄国自18世纪以来一直控制波罗的海各国，而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使俄国失去了冬天的不冻港；在黑海只留下狭长的沿岸地带，剩下诺沃罗西斯克和图阿普谢两个港口。

由于北约和欧盟的不断东扩，俄罗斯的战略防御纵深大幅缩减。并与众多周边国家存在领土纠纷问题，与挪威存在北部水域管辖权问题；与芬兰涉及卡累利阿地区归属问题；与加拿大、丹麦、挪威和美国等北极周边国家对北极的领土和能源的开发存在分歧；与爱沙尼亚存在佩彻里地区的归属问题；与拉脱维亚存在阿布里尼等地区的归属问题；与日本存在北方四岛争端。随着苏联的解体，俄国的海权和陆权都大幅衰落。

（二）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战略的新特点

新时期俄罗斯的外交与沙俄和苏联时期虽有区别，如强调海军、海洋产业、海洋研究等方面的共同发展，着眼于国内发展而非向外扩张，但无论如何调整，其战略转型也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并没有磨灭历史上的帝国扩张传统、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和双头鹰战略传统。俄罗斯人的领导艺术是以地缘政治理论为基础的。[]俄罗斯追求强大海军的途径主要在两个海军学派之间摇摆：一个学派渴望发展大型进攻性的海军，另一个学派主张发展较小型以防御为主的海军。

苏联领导人的行为和想法非但没有放弃现实主义原则，而且再次证明了历史的模式，即国家总是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安全，而企图将其权力 化。由于俄罗斯是一个大陆帝国，主要是向邻近接壤的领土扩张，因此缺乏欧洲殖民帝国的殖民地和母国的清晰分别，这就对帝国解体后的边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对未来的地缘战略转型也造成了一定的陆上威胁牵引。对西部和东部战区所需远洋舰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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