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

郭雪妮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8月，98.80元。

不久前我们推荐过《华夏之心：中日文化视域中的洛阳》，与这期要介绍的《从长安到日本》题材有关。西安、洛阳都是中日交往之初繁盛的城市，这两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态都给中世的日本带来了很多影响。很多因素在今天的东亚世界当中，还是起到颇为重要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郭雪妮的这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长安都市景观在日本古代文学中的衍生与流变研究”结项成果。从基金项目的命题也可以看出，“都城空间”是一种重要的古代城市史景观，它也有大量的文献可以用来“考古”，以复原丰富的古代中国大城市面貌，并向中外交往史的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延伸。在书中，作者指出，“都城是一种方法”，这是源于20世纪初一大批日本学者和作家的观察，以及李欧梵等中国当代学者的城市研究方法，向从本雅明、巴什拉、列斐伏尔到大卫·哈维的这批广为人知的城市研究者致以亲切问候的。长安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城市规划和建造风格，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式造城模式的重要财富之一。虽然没有全面地研究日本人书写长安的历史，但作者选取了日本人在平城京和平安京的写下的文学作品，通过对比来呈现外部视角对长安的观察。书中分析的文本内容丰富，从诗歌、纪事到绘卷，既展示了异域风情的观看风格，又深刻分析了特定的作者视角背后显示出的文化问题。

在后文中我们将选摘书中的一节，欢迎下拉详读。

《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记忆》

薛凤旋著，

活字文化·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8月，99元。

香港学者薛凤旋教授一直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他认为，年前我国城市文明的高度发展，应该让更多人有更清晰的了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选择合适的作品去分析、展示，那么当仁不让的就是描绘我国古代城市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了。薛教授研究了很多古籍，推敲画上的每一处涉及城市空间的细节，查阅了《宋史》、《东京梦华录》等，印证了画中的形象确实在北宋都是真的。通过品读图中细节，从画面中解读信息，作者清楚直接地呈现北宋都城的繁华及其反映出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特征，以及科技、制度等的发展状况。年和年，薛凤旋分别在香港和内地出版过这本书，已经为读者带来了很丰富的体验，他还提示，故宫博物院数年一次会展出《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加上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可以看到的数字版《清明上河图》（从上海世博会开始至今，就是游客们特别喜欢的游览项目），人们可以从很多地方读图知城。书里当然也是一处，也可以说是无数处，通过大量的局部分析，来引出各种北宋时期城市发展细节的讨论。作者先是在总体上评价了《清明上河图》的各方面价值，包括这幅画历代如何被仿制，甚至仇英这样的重量级画家都去重绘过。随后，作者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思想脉络和方法沿革，谈到北宋汴京建设体现出的当时的“新型城市化”的原因，再详细解读画中汴京的商贸、航运、城市管理、消费、景观、建筑等，并与同时代的西方城市作了比较。

《文明的地图》

张信刚著，

中信出版集团，年12月，88元。

文化交流最依仗的就是人的交往，不多走一走，是无法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究竟该如何建立联系的。香港学者张信刚教授汇总多年来的多次旅行经历，重新梳理观察思考的逻辑，在文明交往、世界历史演化的宏观视角上，绘制了这幅《文明的地图》。年，张信刚有机会从兰州经嘉峪关、敦煌到乌鲁木齐和喀什，完成了圆梦之旅，从此也对丝绸之路产生了浓厚兴趣。50多年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作、考察、观光等机会，张信刚访问了除阿富汗和伊拉克外的所有亚洲国家、除立陶宛和摩尔多瓦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以及除阿尔及利亚外的所有北非和东非国家，到过多个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在《文明的地图》中，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我们拥有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解读沿线国家共同经历的新的发展局面。要通过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深入观察分析，参照发达国家和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构建发展中国家应以合作互补来促进彼此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学。作者在回顾世界文明板块和文明发展过程之后提出，未来我们需要新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理所应当为不同的文明所共同接受，要兼顾解决现实需求和展望未来的双重目标，要适应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发展路径的文明体。他还提出，区域研究应该继续得到重视。书中的主体部分则是作者带着前述文化观念所写下的在中亚、印度、高加索、伊朗、土耳其等地的见闻感受。

《四城记：中国经济特区40年》

《法人》年11月（总第期）

《法制日报》社旗下的《法人》杂志10月底派出几组记者分别深度调查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我国首批经济特区城市的发展现状，组织了这期封面专题。该刊首先从法律视角回顾了特区改革开放之初的种种因由，这是相对不太多见的一个视角。该刊借专家之口之初，特区成功靠的是“法治先行”的试验，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产权保护和放开投资领域、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特区政府管理权能。特区地方政府的立法权，是保障先行权、创造权、优先试验权的重要基础。这种立法主导权的改革创新，也应该被视为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探索。该刊指出，尽管四个特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所不同，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探索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他们在探索改良社会管理模式方面也有不少经验值得参考。我们也应该看到环境保护、生活质量、依法办事等方面，特区做得有明显好于其他城市的地方。法律保障对特区建设探索过程中的“试错”，也有很好的包容、支持效果。在对四个特区城市具体发展经验的梳理中，该刊谈到，深圳坚持开放、坚持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坚持多举措防范“大城市病”，包括制定我国第一部义工服务地方性法规《深圳市义工服务条例》；珠海与澳门谋求便利化、同城化、文旅开发较快，打造宜居城市；汕头谋求潮汕三市的一体化，发展玩具产业，加快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厦门构建立体交通网络，不断推动城市更新……特区城市各显神通，继续探索改革之路，值得我们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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