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中国与立陶宛于年建交，今年恰逢中立建交30周年，但此前较为稳定的两国关系在近几年有了巨大的变化。一起了解下这个它的历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著

八月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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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瑙河流域到黑海以北大草原的东欧，是游牧文明马鞭所及的西端，是改变欧洲历史走向的心脏地带。—年，东欧迎来新的变化。千百万开拓者在血泪中把无主的草原开垦成耕地，决定性的军事要素从战马变成火炮，组建国家的力量从马背上的劫掠者变成执笔的文官；三大强权奥斯曼、哈布斯堡、俄罗斯，处在夹缝中的匈牙利、瓦拉几亚、摩尔多瓦，搅局者鞑靼、哥萨克……近代东欧的边疆，在诸强的权谋与冲突中悄然划定。

本书详述“草原边疆”转变为近代国家的历史过程，书写东欧治乱交替的三百年。近代东欧如何形成，甚至从19世纪直到今日的东欧局势等问题，或许都可以在本书中得到启发。

威廉?麦克尼尔（—），美国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之一、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是与汤因比、斯宾格勒齐名的史学大家，代表作有《西方的兴起》《瘟疫与人》等。他提倡追求博大宽宏的视野，努力揭示人类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通过全球史的研究观念重新书写和解读世界历史。

年和年一样，波兰一立陶宛的贵族共和体制与莫斯科公国专制沙皇这两种政治体制之间形成了极端的对比。然而在年至年这几十年间所发生的事表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体在事实上是多么接近。波兰试图建立君主专制的计划半途而废，与之对应的是积极进行但最终总是以失败告终的解除俄罗斯沙皇专制的努力，这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未加以定义但显然是倾向于贵族制。此外，在俄罗斯和波兰两地，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愿望处于萌芽状态的农民，时不时给行使权力的沙皇和贵族带来危险和愤怒的挑战。

16世纪末和17世纪晚期，“混乱时代”折磨着波兰和俄罗斯，其表现特别具有戏剧性，因为在这种社会，为获得或维持大国地位，其资源和人力受到长期的和严重的挤压，故而各种潜在的替代性宪政组织形式，其极端性达到非同寻常的程度。在更古老的文明区域，如那些由哈布斯堡或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地区，资源没有被消耗到如波兰和俄罗斯那样捉襟见肘的程度。帝国的宏大规模也意味着有支撑政治权力系统的资源，无需在社会组织的替代模式和财富分配的模式之间做出残酷的选择。唯有匈牙利人和瑞典人的王国呈现出一种可与波兰和俄罗斯相比的社会政治极端主义，原因相同，因为这些国家也在相对稀少的国内资源基础上建立了短暂而强大的国家权力。

在年至年间，波兰正经历被其爱国历史学家们尊为民族伟大时期的最后几十年。如果将之描述为波兰和立陶宛地主们的伟大时期，则更为准确。前一段时期所发生的事，使得这些地主们从王室和教会司法管辖权下解脱。两种情况，一种经济上的，一种政治上的，凑巧使得波兰的地主们得以主导其社会。首先，波兰的谷物成为西欧城市市场的主要商品，波兰地主组织农民生产货物以出口，从这项生意中拿走大部分收益。在这种相互依存的环境中，西欧富人所熟知的生活便利的品味，容易在波兰地主们当中扎根，波兰地主因此开始充分地分享欧洲文明的精华。另一方面，农民被像奴隶一样对待，以确保田地耕作的劳动力供应。他们在文化上与西欧化的贵族主人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

其实，年中世纪波兰王国果断地击退条顿骑士后，外部没有足以迫使波兰地主们和公共职能部门分享权力及财富的重要军事威胁。一边是分裂的德意志各王侯国，另一边是分裂的且被征服的俄罗斯，对波兰王国都不具备实质的威胁；年后，当克里米亚鞑靼开始奴隶劫掠时，身处北部中心的波兰一立陶宛并未真正感受到草原地带居民所明显感受到的威胁。因此，在年后，抵抗日耳曼骑士的中世纪骑士可以被解散，且无不良后果，贵族们的确这么做了。在15世纪和16世纪，贵族共和制得以发展起来，这个国家的大地主的代表们借此有效控制中央政权的种种措施。

只要无需面对非常严重的军事威胁，贵族共和制这种潜在的无政府制度就能运作得非常好。沿着波兰东部边疆，这种制度非常成功——先说服了立陶宛部落首领，再说服了各俄罗斯（甚至摩尔多瓦）大领主申请成为波兰贵族共和制的成员。一个结果是领土范围迅速扩张，以至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横跨欧洲的国家似乎即将诞生。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的地主阶层当中，波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则是另一个结果。

到年，波兰贵族的自由和繁荣的时代即将结束。在它的东方，东部边疆，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人场了。在其南部，波兰地主在当地的军事行动未能非常成功地遏制奥斯曼帝国和鞑靼的侵扰；由普通平民组成的、强大的军事兄弟会——哥萨克谢契的兴起，又在战场增加了一位潜在的危险的军事对手。与此同时，在北方岌岌可危的瑞典中央集权君主国，其军事力量直接依存从农民中招募的皇家军队，这些农民中的大部分仍然没有受到过地主的压迫，·这支军队在波兰和瑞典帝国野心角力的波罗的海沿岸，带来了新的、直接的威胁。

伊凡雷帝：年被加冕并封为全俄罗斯沙皇

年至年间的利沃尼亚战争后，新的国际军事集团变得很明显。当波兰成功地与宝剑骑士团（他们那时控制着利沃尼亚的大部分）的大团长结盟后，说服伊凡雷帝（-年在位）入侵波罗的海一带，这场战争就此揭幕。随后不久，瑞典人和丹麦人加入战事。由于战争长期进行，在波兰和莫斯科公国，同时需要组织针对斯堪的纳维亚敌人的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以及要处理由此引发的尖锐的内部危机。

在波兰方面，其引发战争的最初动机似乎是要强化政权的实力。年，立陶宛和波兰之间联合。由此，立陶宛公国得以进入波兰的政治机构，立陶宛的小贵族们（在此之前，立陶宛的政治问题大部分由几个大领主翻云覆雨）在此机构获得同等阶级的波兰大领主享受了几十年的卓尔不群的地位。这是波兰士绅坚实的胜利，他们此前曾担心国王、天主教职员和立陶宛领主结盟剥夺他们在内部事务上的主权。而国王实际上自我颠覆。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年在位）接受士绅主导内部事务，以换取他们对对外战争的更多支持。通过这一政策，国王为他选择的继任者铺路，其继任者即前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斯蒂芬·巴托里（-年），他领导波兰军队取得对莫斯科公国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从而胜利结束了利沃尼亚战争，波兰就此拥有整个利沃尼亚地区以及此前属于沙皇的波洛茨克和维利希省。

斯蒂芬·巴托里（-年）

但是只有在步兵部队的协助下，斯蒂芬·巴托里才取得军事上的成功，这支步兵是招募皇室产业中的农民，由“色姆”投票同意用税款承担开支而组建的。巴托里还选择用国库的钱“招收”有限的哥萨克人，作为有偿边防力量，布置在南部边境对抗鞋鞋人的豪击，这些军事政策使波兰一立陶宛地主们付出的代价，超过他们愿意承受的程度。国王从农民那儿收取的税款，减少了地主们可收取的租金数量，因此直接减少（或威胁到）贵族的收入。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但是更糟糕的事实是国王用这些钱去建立一支军事力量，那有可能抵消贵族骑兵招募的优势。手头拥有这样的工具，野心勃勃的国王可能会打破士绅围绕他的权力所编织的一切限制，试图引入专制主义。事实上，可以借讨伐东正教或穆斯林的——取决于先攻击莫斯科公国还是奧斯曼帝国——十字军东征作为幌子来奉行这样的政策，对此，波兰士绅没少用怀疑的目光注视。当时斯蒂芬·巴托里觉得自己即将取得对莫斯科公国的决定性军事胜利，是色姆拒绝投票进一步征税，迫使他与伊凡雷帝和谈。

本文摘自《东欧：草原边疆-》，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年7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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