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稍稍降低了些，夜里甚至再次出现了一些霜冻，许多车辆得以借此机会驶出了泥泞。可是，随着我们进一步的后撤，被翻搅得一塌糊涂的道路变得更加泥泞不堪。

在一名年轻少尉的带领下，我们连经常承担起后卫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挡住敌军，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发起反击。不过，通常说来，苏军攻击我们时所使用的武力相当强大，我们根本没有能与之匹敌的重武器。他们高喊着“乌拉”朝我们冲来时，我们通常所能做的是迅速逃离。唯一的结果是，我们这支小小的连队变得越来越弱小。

在阿波斯托洛沃和谢洛科耶之间开始这场后撤时，我们至少还能说是“有组织的”。为了给我们的行李车和重武器争取时间，以便让他们穿过无尽的泥泞，作为后卫部队的我们占据了带有掩体的一座前炮兵阵地。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守住这座阵地，等夜幕降临后再追上大部队。作为加强，从其他单位调了几名士兵给我们连，另外还包括一辆半履带车拖曳着的一门75毫米反坦克炮。这座炮兵阵地位于草原中间，条件相当好，只有右侧的向日葵地稍有些泥泞。

起初，这里一片平静：我们没看见也没听见敌人的任何动静。但我们知道他们正在不断向前推进，随时可能出现。他们肯定也知道，这里已经没有连贯的防线，要是我们给他们制造了麻烦，他们干脆不理会战壕中的我们，直接从左侧或右侧绕过。敌人从我们的两侧经过，留下的硝烟和灰尘非常明显。

我们这位年轻的少尉将那座掩体作为连部。我的机枪阵地设在掩体右侧一个狭小的散兵坑中，弗里茨?哈曼负责保护掩体的安全，轻装排位于左侧。反坦克炮隐蔽在修建掩体时挖掘出的泥土所堆成的一个土堆后。芬德中士建议，应该将反坦克炮阵地往后移，他的看法是，一旦敌人的坦克发现我们的反坦克炮，会危及到掩体和我们的重机枪阵地。但他的建议被忽略了。

正当我和弗兰茨?克拉默忙着改善我那挺重机枪的射界时，敌人的第一轮炮弹呼啸着飞来。炮击并未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骚扰性炮火！”瓦尔德马说道，他站在侧后方的一个散兵坑里，用望远镜查看着前方连绵起伏的山丘。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喊道：“该死！他们像一大群蚂蚁那样朝我们来了！”

通过机枪上的瞄准器，我也看见了敌人。俄国人就像一支白蚁大军，带着摧毁一切的决心朝我们而来。瓦尔德马估计他们距离我们还有3-4公里。对方的速度很慢，几乎是在散步，但却是以一种稳定的速度不断推进。只要一个小时左右，他们便会杀至我们面前。可是，几分钟后我们又判断出，敌人的主力并不是直扑我们而来，而是向着我们的右侧而去。

“看起来他们会绕过我们，”我说道。

“我不这么认为，”瓦尔德马说道：“他们的右翼可能会迎头撞上我们。”

就在这时，苏军的大炮朝着更远些的前方开火了，轰击着他们行速缓慢的步兵前方的空地。瓦尔德马说得没错：要是俄国人这样走下去，他们的右翼会掠过我们的阵地。我们首先该做的是保持不动，但如果敌人逼近到危险的距离内，我们就应该开火。瓦尔德马也同意这种做法。可少尉的看法不同，他把我们叫过去，告诉我们，两挺重机枪现在就应该开火射击。

“简直是发疯！一公里半的距离，这么做完全是浪费子弹—我们会丢失阵地的！”瓦尔德马恼火地说道。

于是我等待着。可其他的武器一齐开火了，于是我也打光了一条弹链。在我们前方，棕色的人群并未有任何停顿，而是继续向前推进，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那样。我的机枪随后便卡壳了。

我咒骂着上了漆的钢制子弹：一发子弹卡在了枪膛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通常在敌人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或者为了干扰正在集结中的敌人时使用这种子弹，但我总会留几箱质量较好的子弹，专等敌人发起正面进攻时使用。但我仍需要1-2根备用枪管，以便在战斗真正打响时使用。约瑟夫?施皮特卡是我们的携弹手，他至少带着一根备用枪管。可他在哪里？

我问比特纳是否知道我们的助手在哪里，他告诉我：“他们肯定在掩体里。”我必须去那里找到他，于是我问了问瓦尔德马。

“你去吧，我来操纵机枪，俄国人离我们还远着呢。”

为了节省子弹，瓦尔德马用短点射朝着俄国人开火射击。掩体内，只有芬德和另外两个人—其他人都被少尉派到附近的散兵坑里去了。我匆匆点上一根烟，正当我走出掩体时，有人叫道：“坦克！”几秒种后，一发炮弹击中了掩体的顶部。我们的反坦克炮开了一炮，击毁了对方的坦克。

我冲出掩体，想回到自己的机枪阵地上。敌人坦克的炮弹不停地在四周炸开。我跳入旁边的一个散兵坑中，然后便看见三辆T-34从左侧逼近，径直朝着我们的掩体驶去。战壕里的士兵已经跑了出来，朝着后方逃去。

“他们都跑了！”弗里茨?哈曼叫道。然后，他和比特纳也跳出了散兵坑，跟在少尉和其他人身后飞奔起来。两辆坦克朝着逃亡中的士兵们开火，第三辆坦克在掩体旁逡巡，随后便开炮射击。一发炮弹将四散奔逃的反坦克组员炸得支离破碎，接着，T-34的炮塔打开了，几枚手榴弹扔进了掩体的入口。

我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我想跳起身，跟在其他人身后一同逃命。但太迟了！一辆坦克刚刚碾过弗里茨?哈曼的重机枪，将其彻底压扁。然后它跟着另外两辆坦克，从我身边隆隆驶过。现在跳起身就意味着找死。我不得不待在坑里，静观其变。瓦尔德马和克拉默也在他们的散兵坑里，芬德应该还在掩体内—他被击中了吗？

此刻，我的性命岌岌可危，我朝着瓦尔德马和克拉默望去。他们没有开火射击，正摆弄一根机枪枪管，无疑，机枪又被卡住了。这时，推进中的苏军士兵越来越近。然后，我听见了芬德中士的声音。

“怎么回事，你们干嘛不开火？”芬德中士站在掩体门口，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左臂。他肯定是负伤了。

“几根枪管都卡住了！”瓦尔德马叫着，拼命地想把卡住的子弹拨出来。最后，他终于成功了。他换了一条弹链，关上枪膛，将弹链拉紧。机枪咆哮起来，打出了两个长点射。前方的苏军士兵纷纷趴倒在地。可我们的机枪又一次卡住了。这可真气人—我知道这种感受！一旦枪管过热，或是机枪内部出现哪怕是最小的故障，这种情况便会发生。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换根枪管，并让这根枪管冷却下来，或者是使用质量好些的子弹。

我期盼着瓦尔德马能明白这一点，可最近几个月里，他一直在使用冲锋枪，并未操作过机枪。要是这挺机枪不开火，我们就全完了—俄国人会把我们拉出散兵坑，要么俘虏我们，要么直接把我们枪毙。瓦尔德马和克拉默低着头，忙着清理他们的枪管，步枪子弹在他们四周呼啸着。瓦尔德马不停地祷告着，不时望一眼越来越近的苏军士兵。我惊慌失措，心里暗暗责骂自己。我干嘛没有留在原地呢？

我估计瓦尔德马和克拉默一直在使用那些质量低劣的子弹，尽管至少有六箱高质量的子弹就放在他们的散兵坑里。在处理子弹卡壳的问题上，我比克拉默强得多，因为我的经验更加丰富，而他，从未真正地应付过这种情况。如果两根枪管都被子弹卡住，而且，如果子弹的底部已被撞击过，再想把子弹取出就有点困难，会很费时间。

这些念头在我脑中盘旋着。但在一切变得无可挽回之前，我必须尽快设法让这挺机枪响起来。天哪—迄今为止，我一直依靠着这挺机枪。在越来越激烈的步枪射击声中，我带着惊慌和恐惧叫嚷起来：“我来了！可你们必须有一个人得离开散兵坑！”那个散兵坑太过狭窄，无法挤下三个人，瓦尔德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两人同时跳了起来，瓦尔德马紧跑几步，消失进旁边的一个散兵坑中。我奔跑的距离比他稍远些，就在我穿过弹雨时，左前臂感到一阵热辣辣的灼痛。疼痛并不厉害，但我能感觉到鲜血涌出了我的衣袖。

随着最后的一跃，我跳入了散兵坑中，开始检查机枪枪管。不出所料，两根枪管都被子弹卡住了，两颗子弹的底火也已被撞针击发过。该死！看来，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将子弹取出。这时，我看见掩体处有几名士兵，我朝着他们叫道：“我需要备用枪管！”，然后，我试着用专用工具将卡住的子弹取出。在我们面前，那些棕色的身影越来越近，几乎已经能看清他们的脸。就在这时，我听见瓦尔德马的冲锋枪响了起来，掩体处的几个人也用步枪开火了。毕竟，这里还有些步兵没有逃跑。

可是，面对苏军汹涌的大潮，稀疏的步枪射击根本无济于事。难道，就这样完蛋了吗？眼前的情形看起来肯定是这样。我从未真的想过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为什么应该例外呢？现在，等待我的将是阵亡或被俘—也许是更糟糕的结局。我们曾多次听说过苏联红军是如何对待俘虏的。当场被打死会更好些，反正被俘后我也无法生还。我试着默默地祷告，可由于胃里翻腾不已，根本说不出连贯的话语。我不由自主地解开手枪的皮套，将“鲁格尔”冰冷的枪柄握在手中……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咳嗽着。“拿着，从另一挺机枪上拿来的备用枪管。”

我转过身，这才发现是我们的携弹手，他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从一个散兵坑里跳起身子，将两根用保护套罩着的备用枪管丢给我，落在我们身后大约一米处。他看见弗兰茨和我伸出手去够那两根枪管，他再次跳起身往后跑去。他只跑了两步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呼啸的子弹继续射在他的身上，但我们的携弹手，约瑟夫?施皮特卡，再也感觉不到这一切了。为了战友，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我看见了一个能让我们活下去的机会。我的手颤抖着，打开保护罩，拽出一根备用枪管，将其装上机枪。弗兰茨?克拉默已经准备好了一条新的弹链，上面塞满了黄澄澄的子弹。我抽紧弹链，关闭了枪膛。

我的身子抖得像片树叶—最前面的苏军士兵已经朝着我们冲来。但我的机枪开始怒吼起来！弹链像浸了油那样顺畅地流动起来，一种难以形容的宽慰感溢满我的身体。冲在前面的进攻者像苍蝇那样倒在地上。弗兰茨?克拉默已经将所有的子弹箱打开，用双手捧着一条新的弹链塞进枪膛，以确保它们毫无停顿地顺利通过。

我经常站在机枪后，感受着这台“死亡传播者”所展示出的力量。但我从有过像现在这一刻的获救感。我看见我们的敌人倒了下去，奄奄一息。我看着他们鲜血四溅，听着他们的惨叫，但是，请相信我，我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我被一种疯狂牢牢地控制着，这是对我刚刚经历的恐怖和绝望的一种血腥报复……也是为了约瑟夫?施皮特卡的阵亡，为了那些反坦克炮组成员以及其他伤亡者所实施的复仇。

复仇和报复！这是为复仇而吹响的激动人心的号角！这是所有军事统帅希望其士兵采取的方式。冷酷无情，再加上内心的仇恨和报复欲，这一切能让士兵们打胜仗，也能让最普通的士兵摇身变成明星。恐惧会化为仇恨、愤怒以及对复仇的渴求。这一切将成为你战斗的动力—甚至能让你成为英雄，获得勋章。但英雄必须活着，这样才能让其他人看见自己的勋章，这将激励起我们当中的软弱者。因此，英雄们—就像约瑟夫?施皮特卡，至少对他的战友们来说，他是个英雄—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但就战争本身来说，他们的牺牲并不值得一提。

可是，当我看着那些趴在地上的敌人时，被压抑住的好斗情绪消失了。我再次想清楚了。在我机枪射程外的远处，苏军毫不在乎地继续前进，他们的主力绝不会允许其右翼受到我这挺机枪的妨碍：只剩下一大群苏军士兵趴在我们前方一片浅浅的洼地里。只有当他们抬起头来时，我们才能辨别出他们。

到现在为止，我射光了大约六箱子弹。我的右手掌像被火烧过那样灼痛，因为我匆忙更换滚烫的枪管时，根本没时间用石棉布包裹一下。一些被烫掉的皮还挂在枪管上。

“我们只剩下半箱好子弹了，”弗兰茨?克拉默提醒我。他的脸上满是汗水，眼中闪烁着兴奋。他的嘴唇已经干裂，覆盖着厚厚的唾液沫。我的模样可能不比他好看到哪里去。

在我们前方的俄国人一动不动。他们仅离我们不到50米远，但却处在相当棘手的情况下。只有在趴着的时候，他们才能得到地形的掩护：只要他们站起身前进，我就开火。在我看来，这对他们就是一场血腥可怕的屠杀。

弗兰茨说出了我也想到的问题。

“在这个距离上，要是他们同时跳起身发起冲锋，事情就难办了，”他紧张地说道。

洼地里突然传出了叫喊声，打断了我们的念头：“喂！喂！”与此同时，一支步枪顶着一顶钢盔伸了出来，来回晃动着。那个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喂！喂！别开枪，我们过来了！”

我不相信他们，可我该如何做答呢？我紧紧握住机枪握把，一根手指搭在扳机上。我当然很高兴自己不必开枪打死更多的人，可我们能相信他们吗？我们的人数很少，要是我不开火，让他们过来，他们突然朝着我们冲过来的话，那可怎么办？

“把你们的枪丢掉！”我朝着他们喊道。

那个朝我们喊话的家伙慢慢地站起身，对仍趴在地上的俄国人说着什么。我不知道他对我们有多少信心。有些苏军士兵站了起来，但手里仍端着步枪。

“把你们的枪放下！”瓦尔德马朝他们喊道。

这声叫喊的结果是，所有的俄国人又趴了下去，只剩下那个负责喊话的俄国人仍站在那里，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来回挥舞着，大声叫道：“别开枪，别开枪！”然后，他再次对其他人说着什么，接着，一次一个，其他人也慢慢地站了起来，这次他们没有拿着武器。看见这么多俄国人站在面前，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的手指仍准备着扣动扳机。

“我们的人回来了！”芬德中士站在掩体处朝我们喊着。

我朝身后迅速瞥了一眼—感谢上帝—他们离我们不太远了。看来，这就是苏军士兵决定投降的原因：他们认为我们即将发起一场反击，不管怎样他们都会被打死的。我松了口气，这场危机终于结束了。

那些俄国人高举着双手朝我们走来，芬德中士和另外三个人把他们聚集起来。投降的苏军士兵超过六十人，他们的装备很好，但年纪都挺大。俘虏中有一名军官。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俄国人过去是基辅的一名教师，会说一点德语，我从他那里获知，他过去在一个补给单位，三个星期前刚刚踏上前线。他被灌输了“决不能向德国人投降”的信念，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成为俘虏，被杀掉前还将遭受残酷的折磨。那他为何还要投降呢？他告诉我们，在最近几个星期德军后撤期间，一些苏军俘虏得以逃脱，这些俘虏告诉他们，他们被俘后被押到后方参加劳动。这些俘虏并未提到什么野蛮残酷的行径，尽管他们知道，要是落入党卫军手里，那就要小心了。我们并不知道后方的做法：在前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被俘后会遭到德军前线士兵怎样的对待，这种传闻我经常从苏军俘虏那里听说，盛传这些故事是为了宣传的目的，以此来确保苏军士兵战至最后一颗子弹后英勇牺牲，而不是举手投降。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恐惧促使苏军士兵在完全无望的情况下继续实施令人难以置信的抵抗。但我们也一样。我曾目睹过俄国人对德军被俘士兵犯下的暴行，对类似行径的恐惧远远超过阵亡于战场的惧意。苏军士兵还对他们自己的人民犯下了许多施暴和谋杀的罪行，他们肯定将此归咎于德军士兵，特别是在我们后撤的混乱时期。就这一话题，我会在本章的后段谈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将苏军战俘送至后方后，这里再次平静下来。“教授”和奥托?克鲁普卡赶到我们的散兵坑里看望我们，在此期间，克鲁普卡已被提升为下士。

“敌人的那些坦克怎么样了？”我问道。

“它们全都被一门反坦克炮干掉了，”奥托轻声说道。

“教授”热烈地参与进来。“哇，真了不起，你们靠一挺机枪击退了俄国佬，”他钦佩地说道。

“我们除了待在原地，别无选择，你们这些家伙，连个招呼也没打就跑掉了，”瓦尔德马抱怨着。

“我们是跟着少尉跑的，”奥托抗议道：“敌人的坦克出现后，整个左翼都垮了。那门反坦克炮被摧毁后，再也没什么能挡住它们了。”

“没人怪你，”我插了一句：“要是我们早点发现它们，肯定也会跟着你们一同逃跑的。可它们出现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要不是我们的携弹手约瑟夫?施皮特卡，我们早就死在这里了，”弗兰茨?克拉默说道，此刻的他仍有些心惊胆战。

对我们的少尉来说，一场激烈的、短兵相接的防御战显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许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会因此而发现我们对他的看法。一位负责的上级会等自己的部下撤到安全处后再离开。他也许能从我们的目光中读明白这一点。尽管其他的士兵也涌了上来，都想知道详情，但少尉只跟我们的分排长瓦尔德马谈了谈。后来我们听说，少尉因为他的“英勇”而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但他很快就被大家遗忘了，因为2月底时，备受大家尊敬的奥廷根-瓦勒施泰因的亲王莫里茨中尉再次回来担任我们的连长。

夜幕降临前，乌云迅速遮蔽了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芬德中士说，我们将在夜里9点撤出阵地。

西面几公里外，部队里的其他人员被归拢起来，并建立起一道新的防御圈。尽管推进中的敌人迅速停顿下来，但我们不得不再次后撤，因为俄国人已从两翼包抄上来，他们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试图以一场钳形攻势消灭我们。不幸的是，我们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安然脱身。这种无望的情形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上演。在此期间，我们失去了弗兰茨?克拉默，他背负着沉重的机枪脚架，显然是因为无法迅速逃离而落入了敌人之手。

我们多次试图将敌人击退，但这却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冒险，因为我们几乎一直在忙着后退。只要一名士兵开始后撤，再也没什么能说服他留在原地等待蜂拥而来的敌人。

直到2月28日，我们到达了尼古拉耶夫后才站稳了脚跟，备受尊敬的连长带领着我们，他在伤势痊愈后回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在这里阻挡住敌军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还发起了几次成功的反击，不过，等俄国人开始从两翼实施包抄后，我们被迫再次后撤。

在彼得罗帕夫罗夫卡村，我们突然遭到了敌人的攻击，部队四散奔逃。我们已经连着几天没有睡觉，早已筋疲力尽，所以，担任后卫的我们一直在村内仅剩的几座房屋里寻找住处。没过多久，苏军士兵高呼着“乌拉”，横扫着沿路的一切，杀入了村子。我和奥托?克鲁普卡只来得及从后窗户逃生，我没拿那挺机枪，现在它已派不上用场，因为子弹早已经打完。

后撤的途中，奥托和我碰上了连里的几名战友。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强迫自己穿过无边无际的泥泞。直到有一天，那些战友都走散了，孤零零地只剩下我和奥托。后来，我们加入了一支由各种人员组成的大杂烩队伍。在此期间，又开始下起雨来，道路上的泥泞变得更深了。冰冷的东风鞭子般地抽打着我们饥饿的身躯，我们饥肠辘辘。夜里，我们在当地农民的木屋中过夜，屋里总是塞得满满当当，我们像鲱鱼那样挤在一起，倚靠彼此的体温取暖。每个人的面孔肮脏而又惨白，每个人都专注地聆听着屋外的动静，对任何一点不寻常的声响都会做出反应。我们这些人中，只有很少的几个持有武器。

每天拂晓时—如果伊万没有用他的喊声把我们赶出屋子的话—我们会强打起精神，踉踉跄跄地继续赶路。在每一个我们所到达的村子里，都能遇上逃离苏军追击的德国士兵。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错误地判断了苏军推进的速度。这些人大多来自后方的战地面包店、维修和保养单位等后勤部门，从未经历过前线的战斗。偶尔我们甚至会遇到所谓的“Kriegsverlangerungsrate”，他们前所未有地穿着被弄脏的军装。

“Kriegsverlangerungsrate”，或称他们为“Schmalspuroffiziere”[1]，是军队里的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度身定制的军装上的窄肩章，你可以轻易地识别出他们。这帮家伙是军队里日子过得最舒服的士兵，他们管理着部队所得到的一切好东西—有些补给品，普通士兵甚至从未见过。混乱的后撤期间，这些神气活现，专横跋扈的管理员倘若拒绝打开塞得满满当当的补给品仓库，往往会被饥肠辘辘、衣衫褴褛而又愤怒不已的士兵们干掉。他们会引述早已逃至后方的上级给他们下达的命令，以确保在苏军夺取这些仓库前，将它们炸毁或烧光。

某天，奥托和我发现自己正站在这样的一座仓库前，仓库门前站着一名管理员和他的几个助手，正在阻拦饥饿的士兵们涌入仓库。尽管苏军距离这个村子已经不远了，但这位管理员不管这一事实，坚决不许士兵们进仓库拿东西。他说，他得到的命令是将这个仓库炸毁，而不是打开仓库分发物资。围上来的士兵越来越多，这位管理员仍在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突然，一支冲锋枪吼叫起来，打断了这场争执。管理员的尸体被毫不客气地推到一旁，饥饿的士兵涌入了仓库，在一位上士的怂恿下，炸药被设定在20分钟后引爆。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一切。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口袋塞得满满的。“挑最好的拿，”奥托建议道，“等俄国人从后面追上来时，你就会把一半东西都扔掉。”他说的没错。可什么是“最好的”呢？眼前的一切，对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人来说都有价值。这么多好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我在前线从未见过这些高级货。这些美味的硬香肠和熏火腿是为什么人准备的？我们在前线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不过是软干酪或肉罐头。在一个角落处，我发现了几箱美味的罐装巧克力，在我整个服役生涯中，这种巧克力只得到过两次。

“伙计们，看看这些好酒！”奥托拿着一瓶法国白兰地喊道，“这跟我们常得到的那种杜松子马尿不太一样。”然后，他又急切地拆开了一些极受欢迎的“前线将士慰问包”，这种包裹我们很少能得到。奥托从包裹中只拿了几包烟，其他的好东西被他随手扔掉。我们在前线一连数天忍饥挨饿，而战地厨房根本无法提供任何食物，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仓库居然存放着这么多宝贝。

“这些东西会不会不是给我们的？”我很想知道答案。

“当然是给我们的，可最好的东西在半路上就被洗劫一空了，大部分落入了那些工作人员的手里，我亲眼看见过，”奥托解释着。“我所看见的，能把你吓死。我担任勤务兵时看见了这一切。许多东西经过几手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是那些高级军官利用权势上下其手，还包括那些想向上司献媚的家伙也大捞特捞。就连厨房里的人也不例外。最好的东西都落入他们想奉承的家伙们的手里。”奥托说着，从一名下士的刀尖上撕下一大块奶酪，放进嘴里大嚼起来。

“我们也该混个这种差事，”他的一个朋友插了一句，手里拿着一个半空的酒瓶。

“是啊，那就好了，可这种美差是轮不到我们这些苦命人的，对吧？”他扶着这位朋友的肩膀，语气沉重地说道，“我们在泥泞里泡得太久了！”

那名上士催促我们赶紧出去，因为布设的炸药随时可能会爆炸，就在这时，我无意间走进了一间屋子，屋内摆放着军装，军装旁还有些崭新的军靴。由于脚上的靴子湿透后已经肿胀起来，于是我匆匆找了双新靴子试穿起来。可是，仓促中我挑了双过大的靴子，当时我认为，稍大些无妨，因为我可以多穿双袜子或是塞上些暖脚的东西。可我错了，在深深的泥泞中，新靴子把我的双脚磨得鲜血淋漓，我不得不痛苦地在道路上挣扎前行，有几次甚至不得不停顿下来。此刻陪在我身边的只有奥托，他的脚上也磨出了水泡，但他说自己还能坚持。

此刻，我的双脚血肉模糊，我常常想，要是俄国人从后面掩杀上来，我该如何逃命呢。只要一停下脚步，我便能感觉到可怕的疼痛。现在我明白到，当你的性命依赖于此时，你该准备好经历些什么。白天，我拖着疼痛不已的双脚挣扎着前进，夜里，逼近的苏军所发出的叫喊声将我从死一般的沉睡中惊醒。我记得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自己会在一片寂静中突然被噩梦惊醒，俄国人低沉的叫喊声就在四周回荡。他们的“乌拉”声紧紧地跟着我们，根本不给我们丝毫喘息之机。我真想对着这种可怕的叫喊声狠狠来上一梭子，可奥托的冲锋枪已经没有子弹，而我手里只有一把手枪，这东西只能用来自杀。因此，面对这种恐惧，我情愿拖着血肉模糊的双脚逃命。许多德国士兵未能成功地逃生，不是被枪打死就是被刺刀刺死。还有些人精神失控，他们赤手空拳地扑向俄国人拼命，要么就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苏军士兵笑着把他们逐一干掉。我从未看见他们抓捕俘虏。

过了几天，俄国人的叫喊声在我们身后消失了，却而代之的是，我们看见苏军士兵从我们两侧列队而过，几乎伸手可及。他们甚至不愿意多费力气摆开架势朝我们开火射击。我们看起来狼狈不堪，疲惫交加，而且，浑身泥泞。他们带着装满了各种物品的小车从我们身边走过，以一种胜利的姿态狠狠地奚落了我们。在我看来，这实在过于荒诞—看见他们的敌人近在咫尺，可俄国人并没有发起战斗，而是列队经过，只是威胁地对我们挥舞着拳头，并发出了嘲笑。

苏军的先头部队偶尔会遇上德军的顽强抵抗，他们会后撤，并在村子里留下许多被杀害的俄国妇女和儿童，那些尸体就扔在泥泞的道路上或屋子里。显然，他们对德国人以及德军占领期间为德国人服务的本国人抱有一种难以化解的仇恨。他们不会问那些人是自愿还是被迫为德国人干活的，只要知道这些人生活在德国人的占领下就已经足够。苏联军队要求人们毫不含糊地遵从爱国口号的呼吁—“宁死不做奴隶！”相同的话语总是出自获胜的一方，其目的是为了鼓动起对持不同看法者的仇恨。要是所有人都被迫暂时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或者说他的信念不得不被放下的话，那么这里很快就剩不下什么人了。那些被自己国家军队杀害的妇女，真的只是些普普通通的妇女。的的确确，她们并不想为占领者干活，她们只是为了生存而已。

这些可怕的场景使我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促使我更加坚决地迈步向前。我感觉到自己的靴子里浸满了鲜血。我们到达一个村子时，一群勇敢的德军士兵刚刚将苏军驱离，我的脚疼得要命，已经无法忍受，双脚就像踩在了滚烫的煤块上。我第一次痛得惨叫起来：“我要死了，奥托！靠这双血肉模糊的脚，我没办法走到布格河！”

“你必须走下去！”奥托坚决地说道，他试着让我冷静下来。

我们跟在队伍后方大约米处。没人在意我们。他们干嘛要在意呢？每个人都受够了。反正，一个人落在队伍后面或是死掉，又有什么区别呢？可我不想死掉—起码现在还不想！我咬紧牙关，再次强迫自己迈开双脚。我觉得，地狱之火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与此同时，我紧紧咬住嘴唇，直到它渗出血来，想以此激发自己的毅力。可没多久，脚上的疼痛变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打算向自己的命运低头了。我彻底完了，我的意志已经垮了。我再也无法前进，再也迈不出哪怕是一步了。我呻吟着跌坐在泥泞中。奥托想让我继续前进，他甚至学着俄国人的叫喊声，并骂我是一条懒惰的狗。我对此毫无反应，我的精神已经崩溃。每迈出一步，剧烈的疼痛几乎都会要了我的命。

“结束了，奥托！我再也走不动了！我就待在这里，发生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呻吟着。“等俄国人来了，我就用手枪了结自己。可你得抓紧赶路，奥托，你能赶上其他人的。”

奥托生气了：“别说这些屁话！我们至少要走到下一座木屋。等你歇上一会儿，我们也许可以再往前走上一段。”

他把手抄到我的腋下，扶着我站起身子。一股热流涌遍我全身，直达我的喉咙。就这样完了？妈的！我在前线待了几个月，经历了多次贴身近战，最多是负了轻伤而已，可现在，自己命悬一线，仅仅是因为一双糟糕的军靴把我的脚磨破了！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当然，我可以趁早脱掉这双靴子，像许多人做的那样，赤足前进。可是，等我看见许多人因为光着脚在烂泥中跋涉而导致感染和其他一些问题后，我决定，最好还是穿着靴子为妙。不管怎样，靴子已经肿胀不堪，只要我把它脱下，可能就再也无法穿上去了。

在奥托的帮助下，我挣扎着赶到了下一座木屋。屋子空着，但我们在屋内发现了一小块面包和一个装了些甜菜的玻璃瓶。食物给了我们新的能量，但也使我累得要命，奥托在屋子的里里外外查看时，我倒在一张铁架子床上，裹着军用毛毯昏睡过去。

昏昏沉沉中，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这声音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于是我醒了过来，挣扎着走到门口。奥托在街道的对面朝我挥手，招呼我过去，在他身旁有两匹看上去脏兮兮的俄罗斯矮种马，两匹马的脖子上套着麻绳，而不是常见的辔头。奥托的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

“我花了大半个小时才逮住这两个小家伙，它们是我们尽快离开这里的唯一机会。”说着，他把一根麻绳塞到我的手里，自己爬上了马背，甚至没问我会不会骑马。

给我的这匹马并不是一只庞然大物，我轻轻一跃便爬上了马背，双腿夹住了马的腹部。它立刻来了个“老虎跳”，靠前腿支撑着，抬起了后腿，像一只湿透了的猫那样抖动着身子。我向前滑去，差一点摔下马去，但最后我还是攥住了浓密的马鬃，稳住了身子。

“驾！驾！”奥托吆喝着，用脚跟踢着他那匹马的腹部。那匹马小跑起来，很快就跑出去数米远。接着，我这匹马也跟了上去，我被颠得七上八下，只能紧紧地攥住它的鬃毛，以免被颠落马下。我认为骑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前提是你会骑才行。以前我只骑过一次，是一匹肥胖而又老迈的农场马。那还是战争的第一年，学校安排我们帮当地农民收割庄稼。我记得，骑那匹肥胖的老马要比今天这匹瘦弱的小马轻松得多。

奥托的马走得太慢，这让他很不高兴，于是他拍打着马脖子，并用脚跟踢它的腹部，但那匹小马并未因此而加快速度。作为报复，它还试图去咬他的腿。我的那匹马也照葫芦画瓢，就像它们商量好的那样：它的头拼命向后转，想对我的膝盖来上一口。我用力抓紧马鬃，身子向后移去，一只脚已经拖在了地上。

“这家伙会要了我的命！”我呻吟着，由于马匹的颠簸，我在马背上左摇右晃，这句话听起来结结巴巴。我左右晃动着，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放在一架老旧的独轮小推车上的一捆衣服。我坐在马匹的脊柱骨上，感受着这个混球造成的每一次颠簸。

“天哪，奥托！我情愿下马步行，哪怕是靠这双烂脚！”我结结巴巴地朝着他叫道。

走在我前面的奥托转过身来，突然，他紧紧地贴着马脖子趴下了身子。“俄国人！”他叫道，接着，步枪的齐射声从房屋间发出，子弹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

我那匹马轻轻一跃，伸展开四腿飞奔起来，我把前胸贴在它的脖子上，紧紧地攥住马鬃。我们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奥托，他的那匹马也开始驰骋起来。

突然间，我发觉骑马很对我的胃口。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一个摇篮里，并愉快地注意到，我们与敌人弹雨之间的距离正在迅速加大。两匹马穿过了村内的最后一座屋子，在辽阔的草原上驰骋起来。随后，我那匹冲在前面的马突然停了下来，重重地打着响鼻，吐沫星飞到了我的脸上。

我转身观望时，奥托的马也飞驰而至。马鬃在风中飘摆着，戴着毛皮帽子的奥托看上去就像是个进攻中的哥萨克骑兵。他在我身旁停下。尽管此刻天色尚亮，但我们已经看不见身后的村落。

我的马迈着碎步慢跑着，我再一次颠簸起来，就像一捆破布。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一座村子，我的马停了下来，决定不再向前。奥托的马也停了下来，两匹马轻蔑地看着我们。

“我们必须下马了，”奥托说道，“它们闹情绪了。以前我曾见过这种情况—矮种马的脾气难说得很。”“那好，我们步行吧，让它们消消火再说，也让它们舒展一下四肢，”我说道，很高兴能翻身下马。我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疼，屁股也同样如此。不过，真要感谢在村里得到的食物和睡眠，我的脚得以稍稍恢复，现在走起路来已经不再那么疼痛难忍。

靠近村子时，奥托用望远镜看见村里有好多俄国人，于是，我们不得不通过一条峡谷避开这个村落。就在我们几乎要绕过村子时，枪声再次从身后和侧面响起。我们俩飞快地爬上马背，好在它们此刻已经消了火，正想驰骋一番。两匹马飞奔起来，仿佛有魔鬼在身后追赶它们那样。等我们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泥土路，它们才放松下来，转为小步的慢跑，看上去，这条泥路被许多后撤中的德军部队使用过。

我们穿过泥泞和冻得硬邦邦的草原继续向西。频繁的大雨和刺骨的寒风把我们冻得够呛。一路上，我们给两匹马喂水喂料，可它们不仅不感谢我们，还总是发脾气。它们经常会停步不前，静静地站着，我们没有丝毫办法能哄骗它们继续前进。甚至我们用奥托冲锋枪里仅剩的几发子弹开了几枪吓唬它们，它们也不为所动。它们清楚地知道开枪的是谁—是我们，而不是敌人。我们友善地拍拍它们的头，可它们却毫不领情，甚至想咬我们。它们对我们的善意毫无反应，真是两个好斗的小坏蛋，我们估计它们以前曾受过严厉的对待。每当我狠狠地骂它时，我那匹马总是用它淡黄色的眼睛盯着我，我总觉得它在笑。

直到我们找了些旧毯子盖在它们瘦骨嶙峋的脊柱骨上后，它们才变得容易相处了些，允许我们骑着它们往前走了一段—但很快，它们再次决定停下，又玩起了停步不前的老把戏。我们完全由着这两个长着粗毛的小混蛋的性子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感激它们驮着我们走了好几天（尽管我时常会想起我那倒了大霉的屁股）。

在远离因古尔，靠近叶拉涅茨的某处，我们骑马的日子结束了。一天，我们在附近寻找可供住宿的房屋，两匹马被拴在树上，它们忽然就消失不见了。由于没有绳索被暴力扯断的迹象，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它们被偷走了，连同盖在它们身上的毛毯，被其他士兵盗走了。

此刻是三月中旬，正是泥泞最猖獗的季节。此时，我们再次加入到后撤的德军大潮中。我们只在敌人追赶得太过靠近时才实施抵抗。上级总想把这些士气低落的士兵组成作战部队，但随着短暂的抵抗的结束，拼凑起来的部队也随即自行解散。

一天，我们到达了一个补给仓库。我们往口袋里塞满了巧克力、香烟以及其他的东西。就在我们大口吞咽着厚厚的啤酒香肠时，几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炸开，仓库外的一名士兵叫了起来：“俄国佬来了！”像被电打了那样，所有人都跳起身，朝着仓库外跑去。一辆汽车上的一名下士已经推来了几桶柴油和汽油，随即点燃，汽油桶在他身后喷出了火柱。苏军士兵已经出现在仓库的另一端，我们奔跑着涌向汽车，想尽快逃离。车组人员大声咒骂着，试图推开一些人，但那些人像黑色的蚊子那样，紧紧地扒住汽车，为了争抢车上的空间，一些人打了起来。

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车身侧面，把自己悬挂在车上，主要是为了能快些离开泥泞的道路。车上的一名士兵呼吁着：“没地方了，同志们！松手吧，否则我们就都走不了了！”一个该死的家伙随即用靴跟猛踩我们的手指，我们的手被踩破了。不得已，我们只得放手，跌落在泥泞中。许多人的遭遇与我们一样。

奥托愤怒不已：“这些家伙简直不是人，就是些畜生！只要自己能保住性命，他们绝对会见死不救！他们居然还有脸称我们‘同志’！‘容不下更多的同志了’！‘对不起，同志’！他们就是些只顾逃跑的家伙，妈的！我真想对着他们的鼻子狠狠来上几拳！这些混蛋懂不懂什么叫做同志？知不知道存在于前线的战友情？这些词从他们的嘴里吐出，那么轻而易举，可他们根本不懂这其中真正的含义！”奥托真的是怒火万丈，骂完后，他感觉好些了。他说的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我们擦去身上大块的泥泞，沿着半履带车留在地上的车辙印向前走去。身后的俄国人正朝着那些躲避在房屋中的士兵开枪射击。

“又来了一辆半履带车，”奥托叫道：“我们必须搭上这辆车，否则就没办法了。”

这辆半履带车上同样挤满了士兵。我们跟着汽车奔跑着，朝司机挥着手。一位军士长伸出头来，朝司机打了个手势，半履带车以步行的速度慢慢行驶着。我们注意到，这位军士长肩章上的滚边和我们一样，也是金黄色[2]。对方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朝我和奥托伸出双手，问道：“你们是哪个连的？”

“第21装甲掷弹兵团第1连！”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上车！我是第21团第8连的，”他回答道，随即把站在车门踏板上的一个士兵推到前挡泥板上，又把另一个士兵拉进驾驶室。我和奥托跳上踏板，握住了车门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在最后关头获救”吧。

谢天谢地的是，身后的苏军没有重武器，否则我们不可能如此轻松地逃脱。我们当中，只有几个人负了些轻伤，其中包括我：一发跳弹在我的膝下擦过。这只是个小小的擦伤，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等到停车时，只要抹点药膏就行了。

尽管已经落后于其他车辆数个小时，但我们还是驶过了叶拉涅茨河上的桥梁。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支作战部队，他们当中的一些士兵是我们部队的人。一名颇具能力的军官曾试着发起一次反击，以挡住敌人的推进，结果，敌人被暂时击退了。在一座被重新夺回的村子里，我从一名苏军军官手上缴了支德制冲锋枪，还有几个弹匣。他的手上还戴着两只德国手表。

我们在村里发现了苏军士兵对他们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暴行。这些血腥的罪行涉及到妇女和儿童！我想到了第聂伯罗夫卡的卡佳以及她的祈祷—Woinakaput“战争赶快结束吧”！她和其他人经常会为此祷告。现在，要是她们自己的军队到达她所在的村子，她们都会被处死。对生活在德国人统治下的本国居民的仇恨变成了一种兽性—复仇之刺在他们的体内根深蒂固，他们根本不会停止杀戮，哪怕是对他们的自己人。可在传单里，他们却告诉我们这些敌人，要是我们投降的话，会得到很好的对待。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越来越靠近布格河。那是我们暂时的目的地。我们被告知，敌人将在那里被强大的德军部队所遏制。可是，到达布格河前，我们还要熬过极其危险的几天，由于进攻中的苏军部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的部队七零八落，分散在各个方向。雪上加霜的是，倾盆大雨使得道路上的泥泞越来越深，越来越厚，后撤，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攀附在马拉大车的车架上，寒冷的东风将车上湿透了的雨布吹得鼓胀起来，就像船上的帆，在我们耳边劈啪作响。这是一幅悲惨的场景。

顽强而又耐寒的草原马拖着小小的大车，此刻，这是部队运输的唯一手段。我们筋疲力尽、饥饿如狼，终于到达了布格河上的收容站。我们的部队已经从沃兹涅先斯克调至河西岸的坎塔库什卡，那里也有一座收容站。到了那儿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大部分战友已经搭乘Ju-52运输机飞到了罗马尼亚的基希讷乌。奥托和我在军营里待了三天，总算把自己收拾得有了点人样，然后，作为最后赶到的失散人员，我们和其他一些人乘坐一架老旧、没有座位的Ju-52飞抵基希讷乌归队。尽管我以前曾在东普鲁士姆龙戈沃的滑翔机学校里飞行过，但这次却是我第一次乘坐发动机驱动的飞机。回想起来，我可以说，乘坐这架陈旧的“容克大婶”是一次愉快的飞行，至少是因为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俄国了！

[1]“Kriegsverlangerungsrate”和“Schmalspuroffiziere”不太好翻译，前一个名词指的并不是军需官，有点类似军队里的编外人员，负责军需物资的保管工作，他们也穿军装，但佩戴的是窄肩章，所以有了Schmalspuroffiziere这个词，大意是“窄轨铁路”军官。但他们不是军官，没有下达命令的权力。下文中的Kriegsverlangerungsrate将译为“管理员”，尽管有些牵强，因为Kriegsverlangerungsrate的级别似乎比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为高。

[2]德军装甲部队的兵种色为粉红色，装甲掷弹兵的兵种色为草绿色，但第24装甲师非常特殊，该师由骑兵师改编而来，出于对部队传统的尊敬，该师不仅保留了骑兵部队在编制上的称谓，就连肩章上的滚边也是骑兵部队特有的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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